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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们表现为赞美而不是贬损，它们就更容易被从属群体接受，甚至被她们内化，以致她们真的自以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些特点。这就意味着女性会认为：支持男人的工作，照顾孩子和家庭，富于同情心、关爱和友善，乃是女性的天职。

女性主义希望人们不要因为性别而被迫去做社会期望他们做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参与背后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活动（除非这些活动除了表现厌女症和性别歧视外别无其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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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性》论自恋的章节中，她探讨了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是多么无能为力，因此必须找到一些东西来赋予她们的人生以意义。“男人存在的真实感在于他建造的房子，他砍伐的森林，还有他医治的病人，”她说，“女人无法在自己的计划和目标中成就自己，于是只能求诸内在来把握自己。”

从古罗马到当代法国的漫长历史时期里，出现了无数次规范女性服饰的尝试，不是要让女性更多地遮掩身体（理由常常是，男人看到女人露出较多的肌肤会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就是要让女性更多地暴露身体（比如可以增加零售额）。这种忽左忽右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男人对女人的利用方式。一些男人希望“保护”妻子在社区免遭其他男人的凝视，因而要制定着装规则和宵禁，限制女性暴露肌肤；另一些男人想从女性的身体展示中获利，因而要让女性在汽车旁或日历上穿上比基尼，或者套上兔女郎装，去说服客户花更多的钱购买香槟。

规范当下两性之间社会关系的原则（一种性别对另一种性别的法律从属）本身就是错误的，如今它成了人类进步的一大障碍；它应该被完全平等的原则所取代，既不承认一方有任何权力或特权，也不承认另一方有任何缺陷。”

胡克斯认为，更糟糕的是，白人女性并不急于引起人们对种族和社会特权的关注，因为她们也在从中受益，许多富有的白人女性都指望“有一个中下阶层、低眉顺目的受剥削女性来做她们拒绝做的脏活”。

她们还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表明女性在历史上更容易成为性的客体，而不是在世界上靠自身主观能动运作的主体。

根据哈尼斯奇基金会和南加州大学安娜伯格分校的研究，只有19.9%的女性角色年龄设定在四十岁到六十四岁之间。挣得最多的女演员收入约为男搭档的40%。当然，也有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比如凯瑟琳·毕格罗，她在2009年凭借《拆弹部队》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女性。但这样的例子十分罕见，并没有能掀起一场运动或改变竞争环境。自2001年以来，在票房最高的影片中，女性执导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而女性摄影师只占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