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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存在这一生存方式中，我们必须判明存在的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正如杜•马雷所说，与占有截然不同，它意指在世，与世界保持一种确实的相关关系。另一种形式与现象相反，它揭示一个人或一事物的真实的本质和真正的实在性，而不是存在的词源中所表明的那种靠不住的表象。

信仰是一张入场券，一个人有了它也就为自己购置了从属某一大型群体的身份，从而他也就摆脱了一项困难的任务：独立思考和做出决定。这样，他就成为这种公正信仰的”幸福的占有者“。以重”占有“的方式去信仰，可以获得一种可靠感。这种信仰断言，它所宣布的东西是终极的、不可动摇的知识，是可信赖的，因为宣布和保护这种信仰的人所拥有的权利看上去是不可动摇的。如果说，只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就能获得可靠感的话，那有谁不愿意这样做呢？

快乐不时极度兴奋，不时瞬时即灭的火焰，而是存在本身所具有的持久的炽热。

我的中心就在我自身，既存在和表达我自己力量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我性格结构的一部分，取决于我。

在父权制社会，女人是男人行使权威的对象。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当中，官僚主义盛行、等级森严，大部分人都在行使权威，只有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外，他们仅是实施权威的对象。

对重生存的生存方式来说，信仰主要不是对一定的观念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也会成为一种观念），而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取向，一种态度。与其说有信仰，不如说在信仰中生活。

这一伟大的允诺之所以未能实现，原因除了工业制度内部的经济矛盾，还在于这一制度心理上的两个重要前提：（1）生活的目的是幸福，也就是说最大限度地随心所欲，即满足一个人拥有的全部愿望或者说主观需求（极端享乐主义）；（2）自私、利已和占有欲一一制度为了维持自身的存续必须鼓励这些性格特征的发展，这会带来和谐与和平。

现代的语言风格是当前异化的标志。如果我说“我有一个困扰”而不说“我忧虑”，那就是把主体的经验排除了。经验的主体“我”由一个可以被人占有的中性代名词取代。我把我的感情变成了一种我所占有的东西：一个难题。“难题”只是种种困难的抽象表示。我无法占有它，因为它不是一个可以被人占有的物，可是难题却能占有我。准确地说，我把自己变成一个“难题”，我的创造占有了我。这种表达方式说明了一种潜在的无意识的异化。

只有当我们决心成为一个思考着的人的时候，这种变革才会到来。

新社会的功能在于鼓励“新人”的出现，这种“新人”的性格结构具有以下特征：1。愿意放弃一切“占有”的方式，以便达到真正的“存在”。2。相信自己的存在，自己需要与他人建立关系，需要兴趣、爱和世界相一致，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安全感、同一感和信心，而不是将此建立在占有欲和控制欲的基础上，从而成为自己占有物的奴隶。3。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或物会赋予生命的意义，只有这种彻底的独立自主和否定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