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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放棄等待，還站在原地不動，是因為我一時想不出一种可以行得通的方式离去嗎？長久等待會起教育作用。但是，長久等待也會誘使等待的人把他所盼望的會面的情景想象得栩栩如生，因此，被等待的人無從使他喜出望外，因為他什么情況都想象到了。

在審判時——因為他們的組織跟我們的組織同時被破獲——他們被指控火燒船塢區內的一艘訓練用潛艇。一百多名正在受訓的潛艇駕駛員和海軍中士喪命，死得很慘。大火是從甲板上燃起的，使甲板下睡覺的潛艇人員無法逃出水手艙。不滿十八歲的海軍中士們想鑽出舷窗跳進港灣的海水里去逃命，不料被他們的髖骨卡住，迅速吞噬一切的烈火從后面燒上來，他們的喊聲太響也太久，別人只好從小汽艇上開槍把他們打死。

我在寻找波兰，它丢失了，它还没有丢失。另一些人说，它不久就要丢失，它已经丢失了，它又丢失了。今天，德国人又在寻找波兰，他们用的是信贷、莱卡照相机、罗盘、雷达、魔杖、代表团、人文主义、反对党领袖以及蛀坏了的地方团体的服装。当这里的人们用灵魂——一半用肖邦，一半用心中的复仇情绪——寻找波兰的时候，当他们谴责第一次至第四次瓜分波兰，并策划第五次瓜分波兰的时候，当他们搭乘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华沙，并在过去是隔离区的地方，深

每周一次的探望日，打断了我在白漆金属床栏杆之间编织起来的寂静。到了那一天，他们全都来了，那些要救我的人。他们以爱我来自娱，想通过我来真是、尊重和认识他们自己。他们是多么盲目，多么神经质，又多么没教养。他们用手指甲刮我的白漆床栏杆，用圆珠笔和铅笔在白漆上乱涂不正派的线条小人。我的律师每次“哈啰”一声闯进病房来后，随即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左脚跟的床柱子上。在他来访的时间里——当律师的话又特别多——他就用这种强暴行为剥夺了我

我还来不及摇头——因为我并不想抛弃——扬就代表我说了三声“我抛弃”。我并没有讲任何同撒旦断绝关系的话，维恩克圣下便在我的胸口和两肩之间涂了圣油。到了施洗池前，他们再度念了信经，终于将我在水里浸了三次，在我的头皮上涂了圣油，给我穿上一件白袍，准备将来在那上面沾上污点，又给了一支准备在黑暗的日子里点的蜡烛，最后遣散。马策拉特付了钱。扬抱着我走出圣心教堂大门时，一辆出租汽车在晴转多云的天气下等候着。我问附在体内的撒旦说：“

在拖轮上，筏夫们之间，舵工、烧火工和船长之间，船长与经常更换的领水员之间，自然发生过一些据说是男子汉之间通常出现的那种事情，也许当真如此。

喜床对面是白漆衣柜，柜门镶有镜子，衣柜左边是梳妆台右边是大理石面小屉柜，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卧室用灯。它同起居室里的不同，并非用缎子罩蒙着而是挂在两根黄铜吊杆上一个浅玫瑰色的圆形瓷罩下。两个灯泡突出在外，光线四射。今天，我敲了一上午的鼓，向我的鼓提出种种问题，而且还想知道，我家卧室里的灯泡是四十瓦还是六十瓦。我并不是第一次对自己和我的鼓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它对于我来说非同小可。我往往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回想起那两只灯泡。

今天有谁让我钻进裙子底下呢？有谁替我隔住日光和灯光呢？有谁给我闻那种融化着的、易臭的黄油的气味呢？外祖母把它存放在裙子底下，给我吃，使我发胖，我也就尝到了甜头。我在四条裙子底下睡着了，离我可怜的妈妈起源的地方近在咫尺。我同她一样安静，虽然不像躺在一口小棺材里的她那样不再呼吸。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爱好造型很美的玻璃制品，因此我总是力图避免造成太大的破坏。晚上，如果他们想要拿走我的鼓，不让我把它带到小床上去的话，我就把卧室里吊灯上的四只灯泡震碎一只或者一只以上。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初我四岁生日那天，我的父母亲、布朗斯基夫妇、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舍夫勒夫妇以及格雷夫夫妇送给我各种各样的礼物：锡兵，一艘帆船，一辆救火车，就是没送铁皮鼓。他们想让我玩锡兵，玩救火车，他们不喜欢被我敲破了的、但毕竟是

末了，拉斯柯尼科夫——人家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老是讲罪过和赎罪——显示出他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