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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到鞑靼人曾在战争期间大规模投靠联军之后，沙皇回复说不要阻止，还说“把这些有害民族从半岛上抹去对我们是有利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重新利用了这一逻辑

这样大规模的兵员流失在沙皇部队中并不罕见，因为军队对农奴战士的健康福利一点都不关心。

维多利亚女王起先不是很愿意接见尼古拉一世，因为她的舅舅、新近独立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长期和沙皇有纷争。

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斯拉夫派，他认为一场解放巴尔干斯拉夫人的战争将会实现俄罗斯统一东正教的历史使命；或是屠格涅夫这样的西化派，他认为解放被奴役的保加利亚人是自由世界的责任。此刻正是泛斯拉夫主义者实现梦想的宝贵机会。

不同教派间的嫉妒和敌意不断增加，后果明显。在过去，拉丁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之间的纷争并无大碍，常常以一方给土耳其当局更多贿赂作为解决。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纷争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在宗教事务上的介入。

让盟军指挥官们感到生气的是俄军的主动撤退。当英法两国千里迢迢把军队带到土耳其之后，俄军却放弃了多瑙河流域两公国，这让英法指挥官们觉得失望，用圣——阿诺的话说是“胜利的果实被抢走了”，他们想达到一个军事目标来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军事动员以来的六个月时间内，盟军士兵几乎没向敌人开过枪，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讥讽、本国国民的嘲弄。

奥斯曼帝国不得不请求停战。到1792年《雅西和约》（TreatyofIaşi）签署时，奥斯曼帝国名义上重新取得了多瑙河流域各公国的控制权；但是奥恰科夫要塞被割让给了俄罗斯，德涅斯特河（DniesterRiver）成了俄土边境线，土耳其人还不得不正式承认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谈判的主要障碍是英国的强硬立场，英国并不急于结束战争，因为在过去十八个月里，他们未赢得一场主要战役，无法让自己的荣誉感得到满足，也无法为巨大的损失做出交代，毕竟攻占塞瓦斯托波尔是法国人的功劳。

在《巴黎条约》签署后的十五年间，发生了许多事件，国际局势已面目全非：拿破仑三世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推翻，流亡到了英国；奥地利和法国的势力和地位下降了；两个新兴国家德国和意大利成立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种种考虑和激情已经烟消云散。

在地面上，只要有机会发芽，到处都长满了大量的雪花莲、番红花和风信子……燕雀和云雀度过了自己的情人节，依然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翔。在大炮轰鸣的间隙听到鸟儿在丛林间叽叽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弹药间、在炮弹和重型军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钻出来，让人感觉奇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