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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从来不是宪章，而是令宪章正当合法的基础和前提，即宪制。只有当一个国家已实际构成，有了人民、疆域和初步的政治治理，制度大致确定，治理已实际开始，才可能开始制定宪章/法，才可能有宪法律学者关注的选举、政府组织和宪法律的司法问题。

农耕村落有大量这类制度的日常实践，世代相传，表现为民俗。这既包括许多地方的农村家族保持的家谱和祠堂，这其实是构成维系农耕村落的成文法，尽管在现代国家法的分析框架中这往往被分类为“习惯法”、“不成文法”；也包括通过婚丧嫁娶等一系列重要社区活动向社区全体成员展示的至少是每个成年男性在这个同姓农耕社区中的位置，以及他们在这些活动中的序列、座位、方位。这种展示和宣示往往同有娱乐意味的村落活动混在一起。“寓教于乐”，这些活动仍

首先是“齐家”，即农耕村落共同体的构成问题。历史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基本制度首先出现在中原农耕区，以后才逐步溢出，漫向江南、华南乃至西南。在所有这些地区，所有民众都生活在村落这类的小型经济社会生活共同体中。即便那些参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军事文化精英，也都首先生活在村落共同体，然后走出去，参与国家治理；而无论一生多么辉煌，他们也都将告老还乡，叶落归根。村落社区，对于农耕中国的几乎所有人，仅皇室除外，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这

注意，我没想从古代中国的精英政治实践中发现什么民主成分，这种追求在我看来既没出息也没自信。我说的是，努力筛选各地精英参与全国政治，这一关注对于农耕中国的整合构成非常合理和必要——其实我根本不在意它是否民主！

在真实世界中，真正促成并进而正当化父子的领导/服从关系的基础是养育（一系列社会实践事件），而不是受孕（一个生物事件甚或“意外”）。

在治国的基础上，历史中国的第三个宪制问题是“平天下”。“平天下”包括主动拓展，将山川隔离的农耕区逐步纳入并最终融入以中原农耕为中心的文明体制中，但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是各种“一国两制”的制度实践，即在农耕区坚持自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个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核心，在周边地区，包括北部游牧区、南方、西南山区、西南高原地区，以及西域南部的绿洲地区，采取、接受和容纳各种类型的地方自治。所谓采取，是中原王朝，出于有效合理的治理

更有说服力的是，当时没什么人想干这份吃力不讨好或未必讨好的工作，责任太大，工作太累，几乎没什么物质收益。在这种条件下，禅让制的核心道理，说穿了，就是在一个血缘群体中，一大家子亲人，有些活哪怕再苦再累，也得有人干。夸张一点，这就好比爹妈情愿为孩子受累。

由此可以理解在唐中期采取“两税法”之前，历代为什么一直强调抑制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固然会形成大地产主，但是由于科学技术有限，大地产不会引发农业的革命或进步，只会引发租佃，农业生产效率不大可能有多少提高，甚至就不会提高。兼并还会让大批自耕农破产，他们不可能转移到其他产业中去，只能变成佃农。变成佃农后，地租率提高，加之高利贷，农民就可能逃亡成沦为奴婢。基于“户”的国家税源就会减少。若把缺失的税赋强加在其他农民身上，会导致其

当法律完全不在乎政治和社会现实和后果之际，政治和社会就一定会完全不在乎法律

还有海瑞，通说也是回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