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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

毛泽东通过艰辛摸索，开创了一条完全独立的中国革命道路，不但独立于敌人，而且独立于友人；不仅政治独立，而且经济独立。

那就是一个政党、一个社团独立与否很多时候并不在于领导人的主观意念如何，而在于你是否具备客观条件和领导人能不能创造性地具备这样的客观条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要想改变这种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关系，不仅有赖于政治上、军事上斗争经验的日益成熟，而且有赖于经济上一定要找到立足之地，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你是根本不行的。

这种变化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讲的那句话：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在谭家桥战斗前听不进寻淮洲和粟裕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叹服刘畴西的意志之坚忍不拔。

法国军官首先建议，他说：“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中共‘一大’会址？”他的建议吓了我一跳，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中共党员到了上海都很难想到要看中共“一大”会址。这位法国军官刚到上海参观，就要看中共“一大”会址，我立即答应。

“军阀有枪，我们有真理，有人民，我们死了不要紧，牺牲了一些人，一定有更多的人起来革命，革命一定成功！”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恢复后，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本人对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前后对国际局势有一种更加清醒、更加理性的认识。

他讲的是实情，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非常值得中国同志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国人也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怪圈，就是毛泽东同志反复讲过的、批评过的这种现象——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