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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是人存在的特征，而且，其含义会随人把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和分离的存在物加以认识和理解的程度不同而有所变化。

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现代人极其热爱生活。但是，由于人已成了机器人，所以他已不能在自发性活动这一意义上生活了，他所有的刺激和兴奋，例如吃喝，参加运动和看到精彩的电视镜头时所产生的兴奋，都是受人操纵的。人类对自己具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一点丧失信心，是法西斯主义能实现其政治目标的肥沃土壤。

我们坚信有这种积极的自由存在，即，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自由的获得要靠自我的实现，要靠的人应是他自己。我们坚信，自我的时限不仅要靠思想活动，而且要靠人全部人格的实现和积极表达其情感与理性潜能来完成。积极自由在于全面完整的人格的自发活动。

他们中的许多人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感，但却依旧绝望地恪守着传统的经济独立理想。

大工业及处于半破产状态的容克地主的代表在纳粹主义确立过程中的作用

由于情感不能完全的予以扼杀，人们就必须把情感与人格的知识一面加以分开；其结果是产生低级而不真实的多愁善感的情绪，电影与流行音乐便用这种这种情绪，来满足情感饥渴的顾客。

我们对摆脱外在于自己的权力，不断获得更大的自由而欣喜若狂，却对内在的束缚、强迫和恐惧置若罔闻，它们会削弱自由战胜传统敌人并获得胜利的意义。

我们认为，权力欲是统治他人的非理性冲动的体现，而阿德勒则完全从理性方面看待它，认为权力欲具有保护功能，是一种使自己免受由不安全和卑劣带来的危险伤害的合理反应。阿德勒的视线总是越不出人行为的目的和理性决定论；尽管他对认识动机的复杂性贡献甚大，但他一直留于表面，未能像弗洛伊德那样深入非理性冲动的迷宫内部。

教育没有达到的目的常常在后来的生活中由社会压力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