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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妇女抱着她和德国人生的孩子，被剃了光头走在街上示众，遭到人们唾骂。她自己的母亲（右边手拿一包衣服的男人肩后）也遭到了类似的惩罚

从现在开始一切都要以一种官僚主义的方式进行。军队许诺会组织一个和俄国人的庆祝集会——特别为将军和新闻记者们准备的。

一些伞兵降落时挂在了树上，成了敌人的活靶子

隔壁那间叫“洗澡屋”的酒吧现在只有木头窗框而没有玻璃，但大部分还在照常营业。这让我感到既温暖又伤感。

每个人都扑倒在泥里，停止梦想家庭，停止想象那些不切实际的“如果”，“如果”我们不在这儿，或“如果”德国人不在那儿。

对我来说在巴勒莫没有胜利庆祝。我把胶卷交给厄尼托他寄给《生活》杂志。到现在为止，他们要么已经决定雇我，要么——如果不——他们看到这些照片，他们就不得不雇我了。

当天下午，美国公关处通知我，鉴于没有入伍的平民不受军事法庭管辖，所以我被批准入伍了。

我们不赌博，我们不喝酒，我们不刮胡子，我们也不发报道，我们就像士兵们一样，只是在等待炮弹或是春天的到来。

接待军官给了我一张铁床，三条毯子，一罐用做晚餐的斯帕姆（Spam）午餐肉，把我留在食堂外的一块烂泥地里，叫我就把这里当自个儿家一样。

从空中往下看，“简易红”一定像罐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从一条沙丁鱼的角度来拍摄，我的照片的前景充满了湿的靴子和涨绿的脸。靴子和脸的上面弥漫着榴霰弹的浓烟；烧坏的坦克和沉没的登陆艇构成了照片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