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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虽然政府的许多职责是很难用量化指标进行刻画，但是，为了便于考核，上级机构尽一切可能把下属的工作任务数量化，把一些不易量化的指标也“强行”变成数字目标。

根据上面的论述，一个政府与当地企业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经济落后导致工商业不发达，就业机会少，政府部门的吸引力增加，人们在职业选择上更倾向去政府部门，使得政府冗员增加；而政府人员超编又导致“养人”难，必须开拓预算外财源，各种行政性收费和罚款增加，致使企业负担过重，经营效率下降，投资激励不足。而经济发达地区正好启动了一个良性循环：工商企业数目多，在企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就多，收入水平就相对高，这都降低了政府部门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比较优势。于是人们更多地流向了企业部门，政府机构的规模相对变小了。政府部门因冗员压力小，对额外的收费和罚款的需求下降，而相对较多的工商企业又使得政府收费可以更加均匀地分担，不至于变成一种每个无法承受的成本负担，这无形中增加了该地区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外地资本愿意流入。

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当时所倡导的地方分权的治国思路是在维护计划体制、禁止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提出和实施的。计划体制下的经济分权由于缺乏市场那样自动均衡的调节机制，实际上造成了地区分割、各自为政和宏观经济失衡，国民经济不得不经常陷入混乱和资源浪费。

预算内靠城市扩张带来的产业税收效应，预算外靠土地出让收入，城市扩张主要依托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所以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本质上就是“土地财政”（刘守英等，2005）。

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典型属于“激励型”财政，即它组织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在确保中央获上级政府的财政需要的前提下如何激励地方政府创造收入满足其自身的财政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拉大的地区差异有一部分事实上表现为省区内部交界地带和非交界地带的贫富悬殊。

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人治”社会，“官场+市场”的模式必然塑造极具特色的人格化的官商关系，尤其是地方官员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因此，过去三十年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从非人格化的政企关系逐渐演化为兼具制度化和人格化的官商关系。[34]

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让地方政府成为财政收入的分成者，结合其他的放权让利改革，可以使其变成改革开放的支持者，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战略的推行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中央对地方授权的可置信问题，二是地方政府财政的软预算约束问题。

对于那些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硬指标”采取奖励先进的锦标赛竞争，对于那些重要的社会综合治理指标，则列为“约束性指标”，采取淘汰赛方式一票否决，以此塑造多目标、多任务条件下的双重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