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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一桩罪案发生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犯罪，是一轰动一时的杀人案，杀人凶手上来就冲受害人开了一枪。接下来就像是文学作品中的残羹剩饭了：凶手枪杀了受害人之后，又用砍刀在尸体上乱砍一气，最后，这种冷酷无情到了特别过分的地步，使人们联想到某些哥伦比亚人是不是有来自地狱的血统——他把受害人的舌头割了下来，想也没想为了什么，实际上他拿这舌头什么也没做。以现有的新闻价值衡量起来，这条消息只值得上两纵行的本新闻版面

‍‍‍也可能这时，那起了个大早、大老远赶来、在炎炎夏日里气喘吁吁的两百多人，正聚在广场中央呼唤着死神。不是为了让死神把自己拖走，而是为了将她私刑处死。

写书这个行当类似于自杀。没有任何一个行业会需要花这么多时间、费这么大气カ，还得在眼前利益上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以为不会有很多读者在读完一本书之后琢磨琢磨，为了写这两百页，作者承受了何等的痛苦和家庭灾难，而他最终获得的报酬又是几何。而简单说来，这些不明底细的人应该知道，作家的收入只相当于购买者在书店为这本书所支付费用的百分之十。这么说吧，读者花二十比索买一本书，他为作者的生存只贡献了两个比索。其余部分被冒着风险把书印出

就在同一年，我的儿子贡萨洛需要回答一份文学方面的问答卷，一份在伦敦出的入学试卷。有一道题是这样的，问《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中的那只公鸡有何象征意义。贡萨洛对自己家里的风格太了解了，抵挡不住和那位身在远方的学者开个玩笑的诱惑，回答道：“那是只金蛋孵出来的公鸡。”后来我们得知，得到最高分的学生是这样按老师的讲解回答的：上校的公鸡象征着深受压迫的人民的力量。我知道以后，又一次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好运气而兴奋，因为其实我一开始

实际上，我一直以为一门好的文学课需要做的只是引导学生们去读他们该读的好书。有些老师以吓唬学生为乐，其实每个时代非读不可的书并没有他们口中的那么多，只要不是有推脱不掉的婚礼要去参加，一个下午确实可以讲完。带着愉快的心情、带着自己的审慎判断去读这些书自然是需要花上一生中许多个下午的时间，不过如果有学生可以做到，最终他们的文学知识比起最聪明的老师也会毫不逊色。

然而，当人们沉默一一不论是为恐还是因为偏见——我有一个窍门，那就是去厕所里探查他们的真实想法。在那里我见到了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在普天下的厕所里都会有的色情涂鸦之间，有好几处都提到了卡达尔的名字，这算是一种匿名的抗议吧，然而却显得格外意味深长。这几句标语正是匈牙利局势的有力见证：“卡达尔，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卡达尔，叛徒”“卡达尔，苏联人的走狗”。

波哥大一九四七 那时的所有人都很年轻。但有件糟心的事：尽管我们都不可置否地年轻，可我们总能碰见另一群比我们更加年轻的人，这给我们带来某种危机感，某种让我们急于把在大好年华里没来得及安然享受的东西都享受一遍的紧迫感。一代又一代人，就像后浪推着前浪，这在诗人和罪犯中尤其如此，有时你刚把一件事情做完，就出现另个人比你做得还要好。有时碰巧看到一张当年的照片，我会压抑不住自己痛苦的战栗，因为我总觉得那照片上的人不是我们

我应该是属于那种非常天真的读者，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小说家们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还想表达什么别的言外之意。当弗朗茨·卡夫卡说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一觉醒来变成了一只巨大的虫子时，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象征意义，我唯一好奇的是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的生物。我相信，在某个时代，地毯是真的可以飞起来的，而某些瓶子里也真的曾经装进过被囚禁的精灵。我相信，巴兰的驴子是说过话的—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唯一遗憾的是没能把它的声音录下来。我也相信约

两个倒霉的苏联作家，不是因为作品烂，而是因为没能和他们的赞助人保持一致，便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役。这个例子表明了在一个还没成熟到足以认清我们这些作家屡教不改的真面目、政治主张甚至法律手段都会让我们备受束缚的制度下，从事写作行业要冒多大的风险。我个人认为，一个作家的义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作品写好。无论身处何种制度之下，不顺从才是他的根本，别的方法是没有的，否则他极可能是一个盗贼，至少肯定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作家。

约輸・列依是个超现实主义者——这个词今天被人们用来随便称呼一切他们觉得怪怪的东西，就像他们这样称呼卡夫卡一样，其实他们未必能读得懂他的作品。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世界里的梦想家，他让我们明白所谓的老人不是上了岁数的人，而是没能及时赶上儿女们那趟火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