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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言论，新政治社团的轮廓开始应运而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信任愈益增长，帮助塑造了复苏的公民精神和国民意识。这种转变的中心所在，是价值观的根本变化。战前，由于普遍不信任的气氛，没有党的领导，社团便无法形成。所有公民义务的履行，都要依靠国家的指令。但在战争期间，公民义务涉及实打实的东西，即保卫祖国。它让人们聚在一起，独立于国家的控制，塑造了一套全新的公共态度。

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逮捕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随时准备放弃自己多年信奉的思想。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早已把自己的个性彻底融入“党”的集体之中，愿意做出必要的努力，抛弃自己的意见和信念……如果党有需要，他愿相信，黑是白的，白是黑的。

战后的“小恐怖”大大不同于1937至1938年的大恐怖。它发生的背景，不是浩劫将临，魂飞魄散的人殊死一搏，愿意以背叛和举报来拯救自己和家人；而是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人的道德情感不再因恐惧而遭受剥夺。实施战后迫害的是像西蒙诺夫一样的职业官僚和行政官员，他们并不一定非得参与其中。西蒙诺夫可能没有被作家协会开除的风险，更不用说被捕了。如果他拒绝将自己的声音加入对犹太人的谴责大合唱，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失去作家协会的领导

也许，那个男孩觉得，为苏维埃事业举报自己的朋友是爱国行为----就像举报父亲的小英雄帕弗利克·莫洛佐夫。

p96在斯大林看来，向“富农”开战与集体化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有些布尔什维克提出，可以让“富农”中立化，或使之成为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但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辩称：“脑袋已经被砍下，你就不要再为头发哭泣了。”

随着真实沟通的结束，互不信任蔓延至整个社会。人们戴上公共场合的面具，隐瞒真实的自我。表面上，他们复合苏维埃正确行为的公共规范，内心里，却躲进私人思想的领域，不为公众视觉所穿透。在这种氛围中，恐惧和恐怖愈益增长。没人知道面具背后藏的是什么，只能假设，外表是正常苏联公民的人，实质上可能是间谍或敌人。以这个假设为基础，揭发举报“暗藏的敌人”于是变得可信，不仅对普通公众来说是这样，在同事、邻居、朋友眼中也是如此。人

退伍军人以理想主义和怀旧之心，回顾战时友谊的亲密无间。他们声称，当时的人有“更宽大的胸怀”，“遵循灵魂行事”，自己不知怎么也变成了“更好的人”。与充满妥协和应急的共产主义制度相比，小团体内的通知友谊仿佛具有更纯真的道德关系和原则。他们经常谈及，从战友团体当中找到了一种“家”的感觉，那是他们站前生活中所缺乏的（之后也渐渐消失了）。

在坚忍或认命方面，没人能超过尼古拉·利列耶夫。尼古拉出生于1921年，18岁被红军征召入伍，1941年当了德军俘虏；作为囚犯，他先在爱沙尼亚的一个农场工作，后来又进过德国各个矿区和工厂。1945年，尼古拉返回苏联，被捕后获刑10年，被送去科米劳改营。尼古拉1955年获释，但不准回到家乡列宁格勒，于是定居于卢加，直到1964年。他在2002年写下回忆录《不幸者活不下去》，以下面这段开场白拉开序幕。他坚称，其中没有丝毫的

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说：最温和同时又是最普遍的背叛，是不直接做坏事，只是漠视旁边的倒霉人，不给予帮助，畏缩不前，转身离开。他们已经待补你的邻居、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密友，你却保持沉默，装作一无所知。

资产阶级农民的“富农阶级”，其实只是一种幻想。所谓的“富农”中，绝大多数是像戈洛温那样的勤劳农民——村中最为清醒、节俭、进步的农民——他们相对较多的财富往往是大家庭的结果，“富农”的勤劳在农民当中又是工人的。一名集体农庄员工在1931年说，反对“富农”的运动意味着，所有“最好、最勤劳的农人”都被赶出了集体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