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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学术研究，情况则不然。在美国的学术界，绝大部分年纪老迈的学者都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但在国内，“愈老愈强”似乎是正道。

人们有时称佩雷尔曼为隐士。他于1995年离开伯克利，回到圣彼得堡的家。他是如此低调，大部分人都不知他在干什么，是否还在做数学。

我俩都是照料婴儿的新手，我对自己的耐性也感到吃惊。数学上我躁动急于求进，顷刻也不能停下来，现在却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抱着明诚什么也不做，非常满足（只要他不高声哭闹）。这种宁谧的感觉似乎有些神秘，或许只因我念的是数学而非生物学吧。

世界中颇有些人，一见别人用非标准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心中就不爽。柯比属于那种领地意识很强的人，他要赶走所有入侵者。我对这种态度不以为然，这样做太小气了，同时也不符合数学的求真精神。过去我曾多次和这类心态的人发生摩擦，自己不免也受到损伤。但我不会向现实低头，尤其是当传统的方法毫无效果之时。

当然，我并非羡慕有钱人的种种奢华，但亦知道当你不用为衣食劳碌时，生活可以更美好和安逸。

柳暗花明，友人辛格当时是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和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是网球球友。通过这位朋友的帮助，我哥终于拿到了美国的签证。

或者是出于个人的偏见，我相信不久之后，这些雕塑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教育上的价值都会广为人知。

还有一点，那就是在美国我可以畅所欲言，在中国则不然，大家出言都会谨慎些。另外，学生和同行对我蹩脚的口音都非常宽容。最后，在美国令人赞赏的一点就是，只要你的工作出色，升迁差不多是没有悬念的。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个人工作上的成绩未必足够，还要看其他条件。

我再次写信给他们，表达我对他们不挑选香港和台湾学者在大会演讲的不满，大会不应以学术以外的考虑来邀请学者。这些话当然听不入耳，他们的回信表面上看不出来，弦外之音却是：阁下就不用来了。虽然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都希望我能出席，但是中国数学学会的掌权者并不以为然。

我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些反话，就此罢手，我认为此中大有可为，且亦隐隐约约知道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