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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让真相浮出了水面。删去那些关健句子，将一项重大发现归功于他人，完全是乔治·勒梅特本人的意思。他在一封给编辑的手写信件中，指出哈勃的数据优于他之前获得的数据，既然已被取而代之，就没有理由再提及那些不够精确的数据。换句话说，勒梅特对将这一发现据为己有不感兴趣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个人荣誉，而是确立真理。

当民族主义和迷恋至高主权的政治在全球蔓延，紧张关系便会加剧，播下冲突的种子，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威胁。我的国家就刚刚沦为这种鲁莽行为的受害者。作为回应，我想现在是时候大声而清晰地说出来：这种国家认同是一个骗局。为了共同利益而超越局部的利害是好事，但当人们将一个完全人为制造的团体一“我们的国家”一的利益置于更广泛意义的共同利益之上时，它就是短视的、适得其反的。 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误判，它们提供了一种身份，

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知盛行的宇宙中。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不知道的更多。我们不知道明天在街上能遇到谁，我们不知道许多疾病的病因，我们不知道主宰宇宙的终极物理法则，我们不知道谁会得下次选举。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好的，什么又是坏的。我们不知道明天是否会发生地震。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上，要求绝对的确定性是愚蠢的。那些在夸口自己拥有确定知识的人通常是最不可靠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处在黑暗中。在确定性和完全的不确定性之间，有

作为人类，我们是多维的；由不同的层次组成，而对此我们自己并不完全理解。而且，如果不是专门去研究，我们不会发现自己是由一些压根没意识到的规则所支配。我们给它们命名，让自己被它们和生活牵着走。每年圣诞节到来时，不论是热忱的基督教徒还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我们都要回家看望年迈的父母，和朋友们交换礼物。就这样，年复一年，世界有序运转。我们确信，感情的纽带将我们维系在一起，我们在世界上感到安适自在。我们准备好了重新开启新

伽利略建立自己的新理论，不是通过反抗某种教条，也不是完全抛弃亚里士多徳。相反，正是基于对亚里士多德的深入了解，伽利略オ找到了修正亚氏所构建的理论大厦的方式，他和亚里多徳之间并非“不可通约”，而是在对话之中。我认为，不同文化、个人和民族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会说，不同的文化世界之间是不可渗透、不可译的，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正好相反：理论、学科、时代、文化、民族和个人之间的边界互相渗透的程度是很高的，我们获取知

诗歌和科学都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它们创造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以求更好地理解世界。伟大的科学和伟大的诗歌一样，都是有远见卓识的，有时可能会得出同样的见解。今天的文化将科学和诗歌截然分开，这在我看来是愚蠢的，因为它让我们更难看到两者所共同揭示的世界的复杂和美丽。

几年后，我在印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基普·索恩。会议晚宴结束后，我们在返回宾馆的大巴车上坐在了一起。我问他，是什么给了他自信，让他说服伊萨克森我们能够探测到引力波。基普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直视着我的眼晴，说道：“你不认为我们至少应该试试吗？”这时，我意识到了，在科学中一个优秀扑克牌玩家所下的赌注有多高。

在历史进程中，建设一个更好世界的梦想不断地被击垮，但是它们会转入地下，在那里继续保持活跃。最终，它们会促成真正的变化。今天的世界似乎比以往充满了更多的战争、暴力、极端社会不公和偏执、民族主义，不同种族和宗教团体之间互相隔绝、彼此争斗的程度更深。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在这一点上，也许我不是孤单一人。

今天，大学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呢？它同样能提供哥白尼当年发现的宝藏：历史上人类知识的厚重积累，以及那个解放头脑的观点，即知识可以被改变，也是应该不断改变的。我认为，这些是一所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在这座宝库中，人类知识得到精心的保护，它提供的命脉，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切知识以及我们想做的一切之所系。但它也是孕育梦想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有年轻人的勇气来质疑那些知识，为了往前走，为了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