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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993年财、汇、金三大赤字危机同步爆发，导致了1994年全面市场化改制。其间，政府在累积外债转化而来的财政赤字剧增压力下，不得不减少了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在农村则属实质性地全面退出），促使其及时地完成了产业化改制。伴随这一改制，则发生了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加重学生负担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因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同时期，医生和教师的腐败也愈演愈烈），而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

第一部分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引言003纵观60年的中国当代史，已经有4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8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一改革前后各有3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2次输入型危机。其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之最显著、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東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嫁危机代价的，则集中

P1401993年危机时期强力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都意味着这次是让城市利益群体直接承载了国家产业资本扩张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大规模引资导致的经济危机的主要代价。由此，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地位。P1421994年教育、医疗产业化改制……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这些被一般性地认为属于社会性腐败的现象背后的潜规则问题则更为严重：这两个领域

随之，在1983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其中，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使得农民收入在1988年再度发生通货膨胀之前，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水平大幅度增加，农村消费额曾一度占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中国也因此在八十年代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P216现在，1990年代这个放弃对公共品承担责任的激进改革创造的短期需求释放为有规模的增量，并且得以同步消纳政府货币超额增发的特殊历史阶段，已经过去了。……当时度过危机的制度收益，已经基本被利益集团短期吃尽，制度成本却不断积累，无人支付而常常表现为社会冲突。既然是输入性危机,就不可能靠中国政府的国内应对政策缓解;如果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规则的定制权而只能使用国内政策,则势必形成巨大代价。

1949年以来，历经4此“民族资本主义”和5年“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在连续9年的国家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后，一方面史无前例地在大城市中初步构建了以军重工业为主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任何资本原始积累都势必发生的巨大制度成本。但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却不在制度成本，而在于这种成本因何爆发和向何处转嫁。

P248 （2010）中国当前百分之七八十的经济重心都在沿海岸线200公里以内，造成92%的外贸、95%的石油进口都是通过海上运输。P255 2008、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维稳）分别占财政支出的11.5%、10.8%，已经逼近国防开支占比 占 GDP10%隐性收入与当前维稳经占财政开支的4%相对应，具有内在相关性。 ……隐形的和灰色的收入都会内在的导向和加强非规范制度，而不是规范制度。也因此,今天很多地方的政府

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中国人虽然以其实践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但却被中国百年来以邯郸学步为最高境界的理论家们拒绝提升为理论。

P155无独有偶，在10年之后2008-2010年的更大规模的救市投资中，以往那种为占有农村稀缺资源并加快资源资本化而向农村转嫁危机的做法，被“政治软约束”到肆无忌惮的各级地方政府愈发采取“亲资本”政策而直接放大，造成以“群体性事件”为名的社会冲突大幅度增加。P156中央控制的垄断性金融部门，出现了以普遍存差为表象和以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为实质的流动性过剩。地方政府税收依赖的产业部门和农民生存依赖的产业部门，

P167财政金融尚未分家前，只要不发生颠覆性政治危机、政府不垮塌，则国有银行还是不必按照西方市场化私人金融的制度来充实自由资本——不仅银行系统的呆账坏账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用国库的外汇储备来冲抵和填补，就连整个银行系统出现的严重贷差，最终也是由国家信用作担保并以增发货币作为最后的支付手段来抹平的。P168由于各种“好典型”的意识形态化包装都具有“政治正确”，遂使人们很少意识到制度收益与制度成本承担主体的非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