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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脸上没有丝毫讽刺的意味，也没有半点内省的表现；相反，他顽固地认定自己拥有当仁不让的权利，与此同时又认为必须经常不断地使自己显得受了委屈，并且使自己觉得受了委屈，这已经到了出奇的程度。

过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当门被打开、人们走进来的时候，发现凶手已完全昏迷，并在说胡话。公爵一动不动地坐在他身旁的铺位上，每当病人发出狂叫或呓语时，就急忙用发颤的手轻柔地抚摩他的头发和两颊，似乎在对他表示疼爱，让他平静下来。但是，公爵已经完全不懂得别人问他的话，也认不出进来围在他身边的人。假如这时候施奈德亲自从瑞士赶来，对他过去的学生兼病人瞅上一眼，那么，他回想起公爵在瑞士接受治疗的第一年那种状态，现在必定会跟当年一样一甩手说：“白痴！”

究竟什么事情我不管，我只要知道您不是死乞白赖想去参加晚会，挤进由那些茶花女、将军、高利贷者组成的美妙圈子。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对不起，公爵，我会嘲笑您、鄙视您的。这里头正直的人实在少得可怜，简直没有人值得尊敬。别人会不由自主地瞧不起他们，可是他们都要求别人尊敬。

“你幸福吗？幸福吗？”她问，“只要你对我说一句话，你现在幸福吗？今天，此刻？你见到她了？她说什么？”

但是，世上可笑的事情难道还少吗？

公爵最近责备自己犯有正反两个极端的毛病：既怪自己那种少见的轻信，轻信到“荒唐和讨厌”的程度，同时又怪自己“阴鸷、卑劣地”多疑

我们不能忘记，人的行为的原因通常比我们事后弄清的远为复杂和多样，而且往往很难勾出清晰的轮廓。

“我什么也不懂，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我什么世面也没见过，您说得对，但我……我认为，是您将给我荣幸，而不是我给您。我是个一无足道的人，而您受过许多苦，能出这样的地狱而不染，这是了不起的。

几乎一切真情实况尽管有其一成不变的规律，但差不多总是不可思议和难以置信的。而且越是真实的事情往往越是难以置信。

从加尼亚的语气听得出来，他已经恼怒到了这等程度，那时一个人几乎自己欢迎这股怒气，不加任何克制地把自己交给感情摆布，并且越来越觉得这简直是一种享受而置一切于不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