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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扎克不愿意在个别作品上被人衡量，而想在总体上被人衡量。...把长篇小说看做内心世界百科全书的思想是随着巴尔扎克开始的——几乎也可以说是随着巴尔扎克停止的，如果不是来了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巴尔扎克的作品是无法估量的。他那八十大卷的书里有一个时代，一个世界，一代人。

莎士比亚是英雄的英国的化身，狄更斯则只是资产阶级的英国的象征。狄更斯是另一个女王，即温和的、家庭主妇般的、无足轻重的老女王维多利亚的忠实臣仆体，是一个拘谨的、舒适的、井然有序的，然而没有气魄、没有激情的国家体制的公民。他向上的精力被那个不是感到饥饿而是只想消化的时代的重量阻拦住了。软弱无力的风只能与船帆戏玩，绝不会把大船从英国海岸推到危险而又美丽的未知世界，推到人迹罕至的无限远处。他始终小心谨慎地留在家乡附近，留在自

巴尔扎克认为，内心世界与周围世界之间这种无一例外的普遍依存关系是一条公理。于是他觉得，艺术家最崇高的使命就是重现有机物在无机物中的痕迹，有生命的在概念中的痕迹、社会生活中瞬间出现的精神财产的聚集、整个时代产物的描绘。一切事物都是互相交融的。一切力量都处于悬而未决之中，无一是自由的。引诱巴尔扎克的正是这种杀人和自杀的能量的战斗。他的激情就是要把这种能量作为自觉生活意志的表现用在一个目标上。这种激情只要强烈起来，那么，

悲剧永远在内部，而且悲剧永远意味着征服障碍，也就是为真实进行斗争。他的每一个主人公都像俄国本身一样在思考：我是谁？我有什么价值？他在无限的空间里和无限的时同中无休无止地寻找自己，或者是寻找自己本质的最高级形式。他要认定自己就是上帝面前的人，所以他要作出自白。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个人物来说，真实比必需品更重要。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种命运奴隶的身份通过屈从和悟解而成了一切苦难的伟大征服者，成了自《圣经》时代以来最强有力的大师和重新评价者。他的身体摔跌得愈深，他的思想便跳跃得愈高。作为一个人，他受到的苦难愈多，就愈加愉快地认识到人世苦难的意义和必然性。amorfati，即奉献给命运的爱——尼采把这种爱赞为最有益的生活法则——使得他在任何敌意中都感觉到充实，感觉到一切苦难都是幸福。

人们会惭愧地感觉到，对于平常人的目光来说，这个坚硬的地区太辽阔了，变化太剧烈了。那忽而凛冽刺骨，忽而又火热灼人的空气，对于哆哆嗦嗦呼吸的人来说，也太令人憋闷了如果不是在这个极其悲凉、可怕的人间之上有一个无边无际、星光闪耀的善的天空，人们真会从这位令人恐惧的陛下面前逃开。那里的天空也如同我们这个世界的天空一样，不过它是在凛冽的精神严寒之中，比在我们气候温和的地方更高地伸进无限。只有从这个地区仰视苍穹，友好亲切的目光才会

对于真正的作家来说，除了创作即想象的激情以外，任何其他激情都是歧途。他对泰奥菲尔.戈蒂埃说：“作家应避免接近女人，女人会使他丧失时间。作家应该局限于他们的写作。这种表现形态就是风格特征。”他在内心深处所爱的并不是德.韩斯卡夫人，而是对她的爱情。他所爱的不是他所遇到的处境，而是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处境。

那个时候，每个村庄，每个城市，全国，乃至移居到各大洲的英国人的世界，都像这个小乡镇一样热爱查尔斯·狄更斯，都从与他相遇的第一个小时起一直热爱到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小时。十九世纪，在其他地方的作家与他的民族之间都没有类似恒久不变的深情关系。他的名声像火箭一样腾空升起，而且从来不熄火，像太阳一样稳定地照在世界的上空。

一个作家的作品无论就广度讲还是就深度讲都产生了如此惊人的巨大影响，只有通过两种常常互相抵触的成分罕见地会聚到一起才能实现，即通过一个人才的人与其时代传统的一致性才能实现。...狄更斯是他那个世纪里内心意图与时代的精神需要完全相符合的、唯一的伟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与当时英国的欣赏口味是彻底一致的。他的作品是英国传统的具体化：狄更斯是幽默、是观察、是道德、是美学、是精神和艺术的内涵、是海峡彼岸六千万人所特有的，常常对我们

命运把他又推进了一个新的瞬间。这是一个极为狭小而又极为丰富的瞬间。这是死亡与生命伸长嘴唇进行狂吻的一个无限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