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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专业学习放在第三位，这绝非偶然。政治才是首要的：这些学生正在被培养成为教师，之后，他们又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而这种培养必须限定在党的框架内。

他们想的是尽可能地忠实于塞万提斯的原著，要把他的讽刺意味融进涪陵的生活环境，同时还想着怎样尽量地取悦听众。然而，在党的体制下，讽刺和娱乐这两样都是十分危险的东西。在这种体制下，它赖以存在的监控和管制只会把任何一部高质量的喜剧作品破坏无遗。最主要的是，这种不太光明磊落的举动多少有些令人失望。事件的重要性还不学生们满怀激情学到的知识——姑且不管那是什么知识，唐·吉诃德也不会引发人们的反革命行为（尽管几位不巧的是，异议分

在涪陵的生活让我认识到，民主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容忍。跟孔老师交谈之后，我回想了一下我自己在美国的民主体系中得参与情况，才意识到自己的参与是多么的肤浅。我从未参加过具有决定性质的投票，今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选举结果根本不是靠一票来定胜负的。在一些游行示威中，我从未发挥过重要作用，我也没有通过写信或者提醒媒体的方式来对某些不公道行为做出反击。我在美国民主体系中得角色大致是这样的：无所谓地投票，被动地接受结果。然而，

在汉语中，PeaceCorps被译为“和平队”，但这几个字的内涵远不止于此。“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反美宣传达到高潮时，中国政府对和平队谈论颇多——说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是穿连裆裤的，说它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说美国把年轻人送到海外各地，意欲用它的意识形态影响第三世界，从而把它们引向帝国主义阵营（这件最苦的差事，鬼才会喜欢吧）。如今，人们不再说这些了，但影响尚在。无可救药的是，这个词不再纯洁。但中国的语言，就跟中国的

……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佩戴手机或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偶尔，几个比较出色的学生在描述中国的时候，夹杂着冷静的准确和盲目的乐观，这让我觉得做一个年轻的中国人是何等美妙，又何等艰难：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有两个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如果要我们指出这两代人对中国看法上的差异，就应该提到这两个人。我的父辈像我这么大的时候，中国还很不富裕。人民甚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那时的形势十分艰难。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解决好一些问题

“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真实的世界；没有

有些涪陵男人会让自己的小手指甲留到一两寸长，因为这可以表明，他们从事的不是体力活儿。

长江沿岸有着丰富的历史，根本无法幻想哪里还有人类未曾涉足的大自然。每一块岩石看上去都像某样东西，每一条支流都充满了传奇，每一座小山都包含着往日的故事。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历史，你根本不能说新建的三峡大坝是一种纯新的违背自然之举：王昭君曾经把家乡的那条小河变得香气四溢，现在，李鹏和他的工程师们不过是把他们的江河变成电力而已。就连文物古迹白鹤梁最开始也是一种破坏性的艺术——唐代的船工们在那一片无辜的砂石上留下刻痕——那么，

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之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爱我中华》是一首糟糕的歌曲，令人大倒胃口，但它跟电视台上播出的许许多多低劣音乐节目一样，有着要命的吸引力——我常常要耐着性子才能看到它的结尾。歌曲的结尾部分讲述了身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地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