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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遭遇过身体、心灵、思维、感受、精神灵性、文化，或上述所有方面的极端侵害的人，都已通过发展消极策略——通过从身体、情绪或记忆中解离，或通过自我伤害——保护了他们自己。对女性主义治疗师来说，上述所有基于保全生存能力的策略和挣扎就是一个人面对父权制而努力获得权力的证据。一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并不应该被视为心理疾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正在努力的人已经具有、积极地向有权力的个体看齐的能力。赋权的第一步就包括将痛苦重构为一种

洛特的模型为女性主义治疗师提供了一种策略，用以理解建立在个人特质（特指在父权制中被贬低的特质）上持续的失权体验是如何导致痛苦的，而反过来，为了应对痛苦而进行的自我调节或控制又招来了功能失调。

女性主义疗法将人们对生病、不幸、功能失调，以及其他为生活增加阻碍的行为的主观体验称作痛苦，而非心理疾病。疾病是父权制下的文化大环境建构出来的具有压迫性和去权功能的规范，它对性别和其他身份都有僵化的规定。...旨在告诉来访者，父权制下的权力才是来访者所面临问题的根源。这种将来访者问题的根源外化的过程，被视作为来访者赋权的过程。

而对第三个个体来说，赋权也许就是她作出决定，不去整合她的多重人格，而是发展出一种运作策略使得她的各个人格能够在意识和行动层面合作，从而让她能够不再解离，并能够在此时此地对她的世界做出回应，因此，她不需要以统一的内在人格结构的方式来生活。

父权的一种去权策略，就是制造出文化及个人层面无能为力的恍惚状态，从而传达出一种信息，即大多数人无法为自己赋权。这种被父权文化传播出来的大规模失权信息，包括阶级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以及性别化的或其他社会建构的角色或关系的是不可变的，都催生了这种在会性的恍惚。女性主义疗法邀请它的参与者留意权力在何处以何种方式可供他们使用，从而颠覆并中止这种恍惚的无力感。女性主义分析揭示了，心理及社会领域的权力并非受性

一位治疗师是否实践女权主义疗法，不是由其对来访者施行的由理论模型驱使的具体行为决定，而是由其对治疗理念的认识决定的。因此，女性主义治疗师所做的每件事，都应反映她对存在于更大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权力以及赋权的认识。

这些父权制不仅给人带来痛苦，且被内化，更压制了全人类的成长与发展。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心理治疗本身就可能是压迫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常规治疗在缺乏性别和权力分析的背景下进行，有意或无意地维护了问题百出的现状，强化了主流文化中固有的价值体系。而在女性主义疗法中，几乎所有被治疗师当作理所应当的方面一从治疗室建在哪里到怎么诊断，再到治疗师和来访者如何产生联系——都被女性主义理论拿来分析、质疑和挑战，为的就是让心理治疗没有压迫

日复一日的微冒犯很可能会培养出韧性，由此作为应对策略。然而每一滴酸又都造成了足够大的损害使得下一滴酸对人们内心的完整造成更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