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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也是我们喜爱的地方。一九三四年春，我在清华读书，钟书北来，我曾带他同游。园内最幽静的一隅有几间小屋，窗前有一棵松树，一湾流水。钟书很看中这几间小屋，愿得以为家。十余年后重来，这几间房屋，连同松树和那一湾流水，都不知去向了。更聪明的是聪明不外露的大象。有公母两头大象隔着半片墙分别由铁链拴住。公象只耐心地摇晃着身躯，摇晃着脑袋，站定原地运动，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母象会用鼻子把拴住前脚的铁圈脱下，然后把长鼻子靠在

钟书淳淳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锺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钟书说：“要最好的。”

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身虱子，我帮她把全部衣服清了一清。

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无奈说，“我怕爸爸要急坏了——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也多亏是你接的。我哪里记得清。我现在出门，路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

这时我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我们在旧社会的感受是卖掉了生命求生存。因为时间就是生命。在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都由国家包了，我们分配得合适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全心全意愿为人民服务，只是我们不会为人民服务，因为我们不合格。然后国家又赔了钱重新教育我们。我们领了高工资受教育，分明是国家亏了。

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咖淑夫人教我做“出血牛肉”(boeufsaignant)，我们把鲜红的血留给圆圆吃。她还吃面包蘸蛋黄，也吃空心面，养得很结实，很快地从一个小动物长成一个小人儿。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钟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