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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转而致力于为那些最难熬过冬季的人收集衣物。由于缺乏取暖和煮食的燃料，已经有人冻死街头，小型目的迅速爆满，人们不得不开挖集体墓穴。拉海尔尤其关注隔离区内的孩子，由于孩子们已经身陷饥饿与疾病，他们的身体抵抗力相当有限。拉海尔和几位朋友前往探望雅努什科扎克(JanuszKorczak)，后者是名62岁的医生、教育家与儿童作家，他早在1912年就已在华沙设立孤儿院了。科扎克好几次放弃逃离隔离区的机会，因为他舍不

在这两天时间里，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在内的4000人被无情地“筛选”出来，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亲人的号哭声即使远在体育场外也清晰可闻，人们还能听到枪声，那些抗拒骨肉分离的人，会被就地枪决。当一家人等待上车时，德国官员前来征召自愿与孩子和老人同行以完成“重要工作”的青壮年男子。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拉海尔18岁的弟弟莫捏克跳出来帮忙。他坚信如果自己随行，孩子们也许没有那么害怕。“我们说：‘不要回去！留在这儿！’他说：‘

从16岁起，拉海尔（第二位母亲）就成为犹太国家基金会的成员，为前往巴勒斯坦购买土地募集经费。

由于思乡成疾，由于极度渴望那一星半点的美好事物，佩莉斯嘉开始明白，她对生存的希望幼稚得荒唐可笑。她正受到饥饿和口渴的折磨，因为褥疮而瘙痒难当，更难以忍受自己身上的味道，她几乎不敢相信她与蒂博尔被带离家后发生的一切。她在兹拉特莫拉夫采成长的美好生活还在吗?她辅导朋友吉兹卡，她在蛋糕店台阶上大口舔食薄片甜点的美好时光还在吗?她与蒂博尔在布拉迪斯拉发烟雾缭绕的咖啡馆里享用萨克蛋糕，与活泼睿智的朋友们共聚，这快乐的时刻还在吗

紧随入侵而来的是第一波反犹浪潮。。。在危机四伏的大街上，哈西德派犹太教徒尤其容易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他们经常被拦住，被辱骂，百枪托击打，被剃去胡须（有时甚至被连根拔起），被迫用牙刷或祈祷用的围巾擦洗人行道。

回到布拉格后，人们对于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更为恐慌了。希特勒已经宣布，保护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必须被清除掉。面对被遣送的威胁，人们学会不信别人，只信自己。人们藏匿或积攒尽可能多的财物，许多人仍然试图逃离这个国家，尽管有谣言说那些逃脱的人在异国他乡也过得并不如意，他们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百无一用。

安嘉（第三个妈妈）说:“我们来到地狱，但不知何故。我们被赶下车，但不知何处……我们担惊受怕，但不知何惧。”

在这个精打细算的收支系统中，运费有时候是直接向囚犯收取的，因犯被迫支付现金或实物，或者在自己从事苦役所得的“工资”中扣除。把小于4岁的孩子送去处决是免费的，4~10岁的孩子就要收半价了。反正每件“货物”都只能领到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票。

对她们所有人来说，1945年既是终结之年，铭记着某些需要此后许多年去抚平的事情，但1945年也是起始之年，铭记着某些此后许多世代都不会再经历的事情:重新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去爱。

萨拉说:“我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制造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赢得战争，因为正是我们制造了那些飞机!”按照佩莉斯嘉的说法，她们出了好多差错。“你简直无法信赖从那里出厂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