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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喷气式，但是，天恩高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

姚文元在這篇文章中使用的深文周納的邏輯，撲風捉影莫須有的推理，給以後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給人羅織罪名，樹立了一個極壞的樣板。這一套荒謬絕倫的東西是否就是姚文元個人的發明創造，我看未必。他可能也是從來頭很大的人那裡剽竊來的。無論如何，這一種歪風影響之惡劣，流毒之深遠，實在是罄竹難「數」。它把青年一代的邏輯思維完全搞混亂了。流風所及，至今未息。

同我长时间抬一个筐的是解放前在燕京大学冒着生命的危险参加地下工作的穆斯林老同志，趁着监督劳动的工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低声对我说：“我们的命运看来已经定了。我们将来的出路，不外是到什么边远地区劳改终生了。”这种想法是有些代表性的。我自己何尝不是这样想呢？

我自己已经堕入地狱。但是，由于根器浅，我很久很久都不知道，地狱中还是有不同层次的。佛教不是就有十八层地狱吗？

《羅摩衍那》原文是詩體，我堅持要把它譯成詩，不是古體詩，但也不完全是白話詩。我一向認為詩必須有韻，我也要押韻。但也不是舊韻，而是今天口語的韻。歸納起來，我的譯詩可以稱之為「押韻的順口溜。」就是「順口溜」吧，有時候想找一個恰當的韻腳，也是不容易的。我於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時間，仔細閱讀原文，把梵文詩句譯成白話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樓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後看門、傳呼電話、收發信件的間隙中，把散文改成詩，改成押韻而每句

我这个人还有一些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

有一张是给我贴的，内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当流行的散文《春满燕园》。在贴大字报的“小将”们心中，春天就象征资本主义；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我当时实在是大惑不解：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士无不欢迎的象征生命昭苏的明媚的春天会单单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呢？以后十几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这对我仍然是一团迷雾。我的木脑袋不开窍，看来今生无望了。

据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当年这里十分繁华，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情况立变，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颓垣，一片荒凉寂寞，当年盛况只残留在老年人的记忆中了。

劳改大院终于就这样建成了。落成之后，又画龙点睛，在大院子向南的一排平房的墙上，用白色的颜料写上了八个大字：横扫一切牛

中國古代的哲人強調人禽之辨。他們的意見當然是，人高於禽獸。可是在這方面，我還是同意魯迅的意見的。他說，動物在吃人或其他動物時，張嘴就吃，決不會像人這樣，先講上一通大道理，反覆解釋你為什麼必須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偉大的道理，必須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獸與人的區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禽獸比人要好，它們爽直，肚子餓了就吃人或別的動物。新北大公社的「人」，同禽獸比一比，究竟怎樣呢？我在東語系工作了二十多年，現在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