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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之所以紧急刹车，是因为他这时的基本方针仍旧是要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

经反复讨论，中共中央最终决定采取劝告西安方面接受南京统一方针的政策，因而在事实上放弃了坚持三位一体的态度。

中国现在的问题首先是贫穷，不能照共产党主张的那样马上来均贫富，而是应该在吸取欧美贫富悬殊的教训的情况下，一方面采取措施节制私人资本无限膨胀，另一方面却要赶快用国家力量来振兴工业，发达资本。

“三二〇”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了蒋的自尊心所引起，在蒋成功地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了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了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覆辙，自己出面来向蒋的自尊心挑战，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于理解。

总之，在中共中央的心目中，革命只能按照俄国的方式，即通过动员宣传民众，最后以群众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任何通过政治妥协或依靠军队逐步打败对手的办法，都不能算是革命，而且必然带来腐败和对群众运动的反动。

说“三二〇”事变是各军官因受汪挑唆而引发的针对共产党人的自卫行动，自属托词。蒋此番言论道出的，其实恰恰是他在事变后的一种必然心态。

由中共秘密策划的战场起义，对于在内战爆发后尚处于优势之中，以及后来在大规模战略决战过程中的国民党军，损害之大，要远远超过郭汝瑰等人的情报的作用。

由于它完全针对敌后空虚的情况自由行动，不受战区约束，不受进入省份原省府的管辖，自行组建诸如冀中、冀南行政公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等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独立自主的地方政权，发动民众，建立民众武装，因而很快在华北敌后取代了国民党的地位，成为除了日本占领军以外最具影响的力量。

蒋介石心态如此，其实李、白也同样不打算降共，不过要取蒋而代之。在他们看来，和谈只是迁就现实，保存实力，与中共平分天下的一种手段。

国民党之有左、中、右派之分，缘自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实行改组。改组后的国民党显然形成三股力量，一是新近加入国民党的政治上相当激进的共产党人，其人数虽然有限，但多半被赋予组织上的重任，颇为活跃和积极；一是以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为代表的中间力量，他们也是通过这次改组而成为国民党的领导核心的，因而高度忠实于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一是自同盟会以来，始终位居核心地位，但在此次改组过程中，却因为思想渐趋保守，跟不上国民党组织变革的新思路，而被孙中山边缘化的居正、谢持等一批老一代国民党人。这三股力量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要在国民党内逐渐形成不同观点、立场以及不同利益上的矛盾以至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