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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说，尽管我曾经那么热烈的爱过她，哪怕她是怎样的举世无双，但也和当年的境况分不开，我们是在那种境况中相识而且相爱的。在我看来，把一个所爱的女子，从和她相遇、交往时的整个环境中抽出来，朝思暮想，一心一意把她本身没有的东西理想化，也就是把和她一起生活的历史理想化，把促使爱情形成的历史理想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说到底，我在这女人身上所爱的，并不是她为自己的部分，而是她对我的那部分，她对于我意味着什么。我爱她，因为

在那个被视为革命刚刚起步或正在前进中的年代里，几大宗教的精神都或多或少地被包含其中，可惜它没有意识到自己把自己供若宗教这一点。它取来了宗教的行为和情愫，可是在内地里，它却空洞无物，而且没有上帝。然而在那个时代，我还坚持不懈地认定：天主一定会降慈悲的，他一定会让人们对他老人家有所认识，然后他会把这一伟大的无神信仰转变为敬神的信仰。但我的期待落空了。这个革命的时代最终背离了自己的宗教意味，虽然它承认与理性主义一脉相承

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我就该放弃我的傻而接受别人的傻，我不愿意把我的生活劈成两半，而想要一个从头至尾、前后一致的生活。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恨。恨得太强烈，反而把恨什么记不清了。

是的，我忽然看得很清楚了：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双重误信的幻觉，一方面以为记忆是恒久不褪的（记忆中的人、物、人民都不变）；另一方面又以为补偏救弊是可能的（补救行为、谬误、过失、罪恶）。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一样大谬不然。事实恰好相反：一切都终将被遗忘，同时又无论什么事物都不可能得到挽回。挽回的作用（或通过报仇雪恨，或宽宥原谅）必须有遗忘为基础。任何人都无力挽回已铸就的过失，但一切过失却都将被遗忘。

我开始明白，我的形象已经经过人世命运的最高法庭的判决，再也没有任何可挽回的余地。我觉得托洛茨基分子的名声（即使和本人出入再大）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了，比真实的我更强不知多少倍；它绝对不再是我的影子，倒变成了我本人，而我本人却是这种名声的影子；我也明白，不能再申诉什么名不符实的问题，这个名不符实，就是我的十字架，我是不能把它卸给任何人的，注定是我要把它背起来。

归根到底，年轻人如果装腔作势，不能算他们的错；他们还没有定型，但生活把他们置于一个定型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要求他们像成熟的人一样行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那些流行的方式和样子，这些东西容易对他的胃口，使他们喜欢——他们在扮演角色。

控制女人的思想有它不可改变的规律；谁要是想说服一个女人而用种种道理来反驳她的观点，那样是很少成功的。一个男人可以对一个女人想要怎样就怎样，但不能粗鲁，他必须让女人觉得事情和自己心底深处的幻觉和谐一致

那个时候，我的心里对他充满了恨。恨得太强烈，反而把恨什么记不清了。当时我的这位指挥官在我眼里简直是一只喜欢记恨而且狡猾的耗子。而今天我再看到他时，则觉得他主要是年少气盛，而且在扮演角色。归根到底，年轻人如果装腔作势，不能算他们的错；他们还没有定型，但生活把他们置于一个定型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要求他们像成熟的人一样行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那些流行的方式和样子，这些东西容易对他们的胃口，使他们喜欢——他们在

当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不需要改变我的理想，我的兴趣爱好，他是一个平易的人，单纯、清澈见底，我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