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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夫中有相当数量（几乎四分之一）的人从前是农民。老舍笔下的祥子，就是禁不起城里机遇的诱惑而进城干起这份行当的。“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着也比多下可爱……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因为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所以就算像拉车这样下贱的工作，也能满足一个农民改善生活的雄心壮志。

对于那些像人力车夫这样没有组织的穷苦劳工来说，民族主义和工会主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能有机会诉求公民和同志应有的道德平等。对于像水夫那样已经有一定地位和保护的工人而言，则主要是运动政治的开放性为他们获得了战术优势。而对人力车夫而言，五一劳动节和其他国定纪念日则蕴含着真正突破地位和权力束缚的潜力。

在老舍《我这一辈子》里，这位新巡警承认，在还没有这个差事的时候，把当巡警戏称为“马路行走”，加入“臭脚巡”，或者成为“避风阁大学”。可他也不想就这么当一辈子车夫。家中还有俩没娘的小孩，自己又这么“文明”而不像当兵的那么“野”，况且当兵风险太大。他不无讥讽地说，想想自己“没有作高官的舅舅或姐丈”，当个巡警“不高不低”，正合他意。只要他肯，就能穿上一身“铜钮子的制服”。

拉车最难的部分，不是所载的重量，面是乘客对速度的要求平衡感强的车夫能轻轻松松地拉起一位体形丰满或携带行李的乘客。在中国，时至今日拉重物依旧是稀松平常的差事。最难的是要边拉边跑。跑的时候，双手搭住身体两侧的拉杆，保持平衡，不能撞到人或东西，也不能摔跟头，这是需要力量、体能以及一定技术的。头两天干这行会让人心灰意冷。

对车夫来说更糟糕的是，给他们的拨款连一个子都没见着。确切地说，警局用其保管的三万元拿去发拖欠已久的工资了。商会所赠的一块闲置地皮一直空在那儿，就剩下“人力车夫工厂”的牌子作为这一工程的唯一证据竖在那儿。经过了这么多谈判、调解、威胁，打了这么多通电话，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车夫们却仍然嗷嗷待哺、满腹委屈。地方、地区乃至全国的精英们借车夫生计为由精心起舞，却没能给出任何具体的补偿。

在这座人口略过一百万的城市里，6万车夫每日拉客的人次就有50万社会学家李景汉曾这样估计，这座城市的16至50岁男性中，每2六人中就有一名车夫。人力车夫以及他们的家眷占了北京将近20%的人口。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