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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打破沉默，但又不知该说些什么，于是问起她最近看过哪些歌剧。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个歌剧迷，但这似乎是个比较稳妥的话题。我们很快就因为对歌剧的共同爱好而建立了联系，并由此开启了一场持续至今的音乐对话。

她早在1972年就写道：“不同于生育，养育孩子并不涉及某一性别独有的身体特征。”同时她还指出瑞典家庭政策委员会当时已提议将既有法律赋予职业女性的6个月“分娩”休假权改为8个月，父母任意一方可以体假，或者可以在两者之间分配这8个月的假期。

我对于选择权本应如何发展的想法无关乎隐私概念，也无关乎医生的权利概念，而仅关乎一个女人掌控自身命运的权利，让她能在一种没有老大哥式的国家告诉她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的情况下作出选择。

这些70年代的性别歧视案中有一点值得一提——这些都不是某些意识形态组织所说的“我们想把这个问题提交到最高法院，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么个案子”这种意义上的判例案件。它们所涉及的是像斯蒂芬·维森菲尔德、莎伦·弗朗蒂罗和萨莉·里德这样的人。

在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在70年代复苏的女权运动中，全国各地都有人相信我们的制度有能力纠正不公。

金斯伯格：你可没听剧中（歌剧《斯卡利亚/金斯伯格》）的我那段最棒的咏叹调。在一个被省去的主要场景里，我穿透了玻璃天花板，救出了夜之女王斯卡利亚大法官。

和大多数人一样，金斯伯格大法官也没有预见到“我也是”（#MeToo）运动的迅速兴起……她赞赏了这场运动，并且认为这场运动具备持久的力量，因为它能帮助男女两性去理解性不端行为如何使得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同时她还强调了正当法律程序对原告、被告双方的重要性。

在大多数作出了重大的宪法裁决的案件中，起诉人可能就是你我都不愿与之为友或为邻的人——想想吉迪恩诉温赖特案吧。但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不喜欢的人，那我们也会失去自身的保障。第四修正案可没说你能搜查坏人，但不能搜查好人。

罗:这是深刻的一课,告诚我们永远不要在怒火中烧时作出反应,始终要保持冷静,如果别人发脾气,你也不要发火。金:是的,像愤怒、懊悔和嫉妒这样的情绪都没有任何建设性。它们达不成任何目的,所以你必须把它们控制住。在我还是一名火热的女权主义诉讼律师的日子里,我从不会对那些提出无礼问题的法官说:“你这头性别歧视的猪。”

不要睡懒觉，不和太阳一同起身就辜负了那一天。勤奋是好运之母，反过来，懒惰就空有大志，成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