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力巷踏进解放碑,我感觉一步迈过了这个城市的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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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还说,宁愿突发脑溢血痛快地死掉,真的很害怕瘫在床上拖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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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大石两口子因为家里有事晚来了两个小时,面对杜老板照常支付的300元钱,大石当场掏出了他那个白布缝制的钱袋子,找回了50元零钱。他说:“我们是棒棒,出了多少力就拿多少钱,多拿一分我心里就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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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可能是年轻时在老家种地干活缺工具缺怕了,这辈子只要看到还能使用的劳动工具他都舍不得丢,总想着要带回家,手里家伙什儿多,需要的时候就不用去求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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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很多人来说,2300元钱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于老黄来说,这就是他的命,甚至比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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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老曾头自己开了一个大米零售店,以前熟悉他的客户现在都买他的大米。老曾头开米店的初衷并不是追求销售利润,而是想要赚取每袋5块的送货工钱。现在的老曾头每卖出100斤大米,差不多能获取20元利润,当然这里边包含了10元送货工钱,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两三百元。老曾头说很后悔自己懂事太晚了,要是在早些年开始这样干,说不定今天的生活会大不一样。据说新华路和五一路上的很多小家电商铺老板,也都是像老曾头这样一步一步走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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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我为老黄感动,今天老黄令我尴尬,面对一个真实的老黄,我起伏落差的内心反映,恰恰说明真实的我其实很虚伪。我的尴尬就源自于这种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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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信息主宰的时代,但是信息的作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却体现得极不对称——大多数低端劳动者以及低端劳动的组织者文化不高,也不会利用互联网发布供求信息,找活靠亲戚朋友,干活也靠亲戚朋友,由于供求双方都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然就导致了供求信息的脱节,用人的人时常急得团团转找不到人干活,找活儿的人满大街闲逛却无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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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为还剩二十几分钟难受,这个月又要为超出的一块钱沮丧。对于有了手机的老金来说,这可能是他每到月底都要面对的烦恼。我和老甘也不会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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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说,从当棒棒第一天就希望有一天能扔掉这根棒棒,生命里的这22年,就是一个想扔又扔不掉的全过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他只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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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靠体力赚钱的老人来说,这种伤害是实实在在的。旧伤未愈,又添新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