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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应该死乞白赖地不愿意从坭坑里站起来。

我当然是十分爱你，这个爱情我是永不收回的，直到世界末日。不过，你是非常可爱的人，真应该遇到最好的人，我也真希望我就是。

我只希望你和我好，互不猜忌，也互不称誉，安如平日，你和我说话像对自己说话一样，我和你说话也像对自己说话一样。

我希望我的“自我”永远滋滋作响，翻腾不休，就像火炭上的一滴糖。

我希望我的“自我”，永远“滋滋”地响，翻腾不休，就像炭火上的一滴糖。

在我安静的时候，你就从我内心深处浮现，就好像阿佛罗蒂从浪花里浮现一样。

美国有位女权主义者说得好，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fucker，一种人是fuckee。精英总觉得自己是fucker，看别人就是fuckee，自己就该betop，别人就该bebottom。XX说，让别人牺牲自己不能牺牲，就是种top意识——她现在嫁了人，当了bottom，可能会有些改变。

我向你坦白，我在黑暗的心情包围之下，居然猜疑起你来了。你生气吗？是半真半假地猜疑，捕风捉影地猜疑，疑神疑鬼地猜疑，情知不对又无法自制的猜疑。我很难过，又看不起自己，就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你（虽然我很羞愧），当时我在心里千呼万唤地呼唤你，盼你给我一句人类温柔的话语。

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真正相爱，哪怕只有一天，一个小时，我们就不应该再有一刀两断的日子。

你真好，我真爱你。可惜我不是诗人，说不出再动人一点的话了。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