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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虽为汉族，但由于他们语言的不同和长期怀有的那种处于离群索居地位的意识，就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亚文化群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命运就带来了一种幻觉。离群和受压感就转化成一种天降大任于己的神话和有战斗性的救世主义。偏执心理不亚于他们的狂热，所有太平军的社会关系从此便具有他们广西农村出生地的不可磨灭的烙印。

清代制度反复发生的行政管理的难题之一（许多政治制度也有这一难题）就是如何使可靠性与效率协调一致。我们自己也经常为了压倒一切的可靠性原则一一权力的分散和平衡一一而对各种类型的低效能隐忍迁就。

暴力犹如一股溪流，这股溪流在某些界限明确的河床中流贯中国农村，在最好的年代，它被堤堰围堵并受到控制，但在其余年代却喷涌而出淹没地方社会。

在抗日战争期间，华北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地方军事化结构与我们看到的19世纪中叶的正统结构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它的相互支援的军事化层次包括从非全日的民兵到全日的游击战士，再到完全的职业军。它的各级精英被新的组织技术和一整套新的共同政治倾向凝聚在一起。

对中国社会的体制愈深入进行观察，我们对各种东方社会分析据以立论的“彼此隔离”、“自给自足”的农村图像的印象就越是淡薄。在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武装组织，中国社会都被结合进亲属关系网，这种关系网从村庄扩展到邻近的村庄，扩展到市镇，扩展到县城，以及更远的地方。这些亲属关系表现为一定的传统形式，其名称在这一地区和那一地区有很大不同，但在规模和作用的许多方面都是一致的。

构想当其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难以达到时，却越来越具有理论上的吸引力。

事之罕有者，如受丈人夸奖的女婿。又如受婆婆疼爱的媳妇。易于拔毛的银制小箝子。不讲主人坏话的侍从。没有一丝儿脾气缺陷，而且容貌好，性情佳，风度又出众，与世人交往，都无一点瑕疵之人。同侍奉在一处，彼此面对面时挺小心客气的，但终究不至于完全不教人看见本性的吧。抄写物语，或歌集之际，不会把墨汁玷污了原书。好的书册，总是小心翼翼地书写，可又难免还是会弄脏了它。无论是男人、女人，或法师，信誓旦旦，而果能真情不渝者，可谓绝无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