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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共产主义，那么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他们不是把生命都献给了这个事业了吗？

随着在强烈的饥饿感中度过的日子的增加，在伤寒病的工棚里，在邻近的英国战俘营的铁丝网边——一个清楚的思想渗入我的濒死的大脑：苏维埃俄罗斯抛弃了自己的奄奄待毙的子弟。“骄傲的俄罗斯的儿女们”，当他们用身体抵挡坦克的时候，当还能让他们发起冲锋的时候，俄罗斯需要他们。但他们当了俘虏以后还要负责去供养他们吗？多余的人口。也是可耻失败的多余见证人。

在群岛上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嗷，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式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对祖国的热爱/我孕育了三十个年头/对于你们的宽大/我不期待……

在中色普列斯尼亚我汲取和接受了这个残忍的专用烦人的这些毫不夸张的忠告，只是忘了问他一件事：代价的湿度是什么。它的最高界限在哪里？

如果站到法学家们的立场，便会觉得：既然连全国普选也只有一名候选人，那么，说实话，审案子为什么必须有两种可能的结局？

一个简单的真理，但要悟出它也需要饱经痛苦：值得祝福的不是战争中的胜利而是战争中的失败。胜利为政府所需要，失败则为人民所需要。在胜利后还想胜利，在失败后则想自由——而且一般能争取自由。失败之为人民所需要，正如苦难和灾祸之为个别的人所需要一样：它们迫使他深化内心的生活，使他在精神上变得崇高。

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对邪恶默不作声，把它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在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单单是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代人的脚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

我想利用这几页书提起人们注意，对于世界历史来说，这个现象是相当空前的:几十万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与祖国最凶恶的敌人结成联盟拿起武器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也许当思考思考:谁的过错更多——是这些青年或者是白头的祖国？用生物学上的叛逆性是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的，一定有社会原因。因为，正像一则老谚语所说:槽里有饲料，马不会找食。

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时，我忍不住会去怀疑自己真正的现实是否正在被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