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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理应是衰落的信号，但对美国来说，却是实力的象征。这种混乱是人们对美国应该选择的发展方向进行大声争论造成的。人们大声地争论，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政府。这种对国家的主人翁意识在美国人民中创造出一种巨大的个体赋权感。

然而，中国的民族复兴目前也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我们曾希望“美利坚”（美国）在中国崛起时继续沉睡。遗憾的是，美国已经觉醒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前，我们必须做好未来几十年进行艰苦奋斗的准备。

中国在处理与美国关系上的战略失误是不必要和不明智地疏远了美国商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全球商界），不过这也有乐观的一面，这是一个可以纠正的战略失误。中国应该有能力重新获得全球商界的善意和信任。

让我们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想在2049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就必须赢得这场竞争。

作为一个国家，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既表现得合乎道德——在支持“颜色革命”时，又表现得不合乎道德——在回避“颜色革命”造成的后果时。在美国许多有识之士的共同记忆中，干预合乎道德的方面被铭记了，而干预不合乎道德的方面很快就会被遗忘。总之，大多数民主革命都没能带来广泛的繁荣和民主。

然而，所有这些战略克制的事实，以及对中国共产党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描述，都引发了一个明显的道德哲学问题：让中国人民服从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从而让全世界享有理性的全球公共政策的好处，这公平吗？美国人也从中国理性的全球公共政策中受益了。因此，有人也许会问：中国公民被剥夺了美国人享受的自由，美国人却从中国人缺乏的权利中受益，这公平吗？

在21世纪，澳大利亚只有在政治和文化上融入近邻和主要邻居东盟，才可能有一个安全又自信的长远未来。东盟是世界上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成功的区域组织，它已成为送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份地缘政治礼物，因为东盟为这两个西方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缓冲地带，免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的直接冲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城镇吸引大批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粮食和木材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结果，对农地的需求减少了。边缘农地首先被弃，森林开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