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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会清楚地发觉，与别人的相互理解和协调一致是有限度的，但这并不足惜。这样的人无疑会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也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并且不去尝试把他内心的平衡建立在这样一些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关于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没有抓住什么机遇，而是创造了这个机遇。他独自一人通过深邃的眼光，宏伟的设想，经过七八年孤独的奋斗，建立起一个难以想象的美妙体系。这是一次纯粹的创造。

外界的强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但绝不可能完全消除个人的责任。在纽伦堡审判中，这种想法被视为自明的。我们的制度、法律和习俗中一切有道德意义的东西都可以追溯到对无数人的正义感的解释。制度要是得不到个体责任感的支持，在道德的意义上就是无能的。

人类理智的吸收能力还非常有限，因此个人的研究活动不可避免会局限于越来越小的人类知识范围。更糟糕的是，由于这种专业化，现在即使要对科学的概貌作一般的了解也越来越难了。而如果没有这种了解，真正的研究精神必定会受到损害。这种情况很像《圣经》中记载的巴别塔的故事所给出的象征。每一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不情愿地被流放到一个日益狭窄的知识领域，本来拥有广阔视野的研究者有可能沦落为匠人的水平。

若无政党，各国公民的政治兴趣就会销声匿迹，也不会有不同意见进行交流的论坛。个人会被孤立起来，并且无法表明自己的信念。而且，政治见解的产生、成熟必须借助于具有相同性情和意图的人之间的相互启发和批评才能达成。

人类所思所做的一切都关系到满足深切的需要和减轻苦痛……情感和渴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无论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努力和创造显得有多么高贵。

在我们这个唯物主义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工作者才是深信宗教的人。

在一个健康社会里，任何有益的活动都应得到相应的报酬，以使人能过上像样的生活。从事任何有社会价值的活动，都可以使人的内心得到满足；但内心的满足不能当做工资。教师不能用他内心的满足来让他的子女不挨饿。

我认为，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叔本华说过：“人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却不能的得偿所愿。”

我们认识到有某种无法参透的东西存在着，感受到只能以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的心灵所把握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性;在这个意义上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我オ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