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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的国家化尽管发生地太晚，以致无法起到国家化在其他地方曾起到的历史作用，但他是不会停下来的。自由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写给其朋友费里德里希·卡普的信中说道，'除非统一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之上，否则让我不会提供一丁点儿的支持。'

德国人的政治冷漠（与美国人相比）体现在更深的层面。他们通常缺少美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及瑞士人）拥有的那种政治权利意识。他们认为国家是那么的崇高壮丽，而自己是如此无足轻重，他们不可能把自己与国家的实际运行联系在一起。

纳粹在意的不是一个人写了什么，而是他的政治立场是什么（或被指控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其他国家都把他们最差的人打发掉。德国则使它最好的人离去——更确切地说是驱逐出去。

出色而有力的发展与我们拥有一个民主政体或独裁政府或其他什么的无关。政府形式与上述发展无关。人们有少许钱财，有机会，他们不关注任何体制问题。我以为，在体制内部，你会看到收益。在体制之外，在你不能因体制而有收益时，你往往就会看到缺点和错误。

我的信仰。我相信我无法’移动群山‘。在说’不‘的那天，我拥有着信仰。在’反复思考‘的过程中，在接下来的那24小时里，我失去了信仰。这样，在接下来的这10年里，我能够移动的只有蚁冢，而不是群山了。

谁想去调查那些报道呢？谁会去“找麻烦”呢？在政府实行专制统治的情况下，谁会带头开始搜查怀疑政府恶性的报道呢？在动荡和战争时期，谁会首先忙于研究那些真实的或谣传的、完全在其自身生活之外、在其圈子之外，尤其是在自己权利之外的恶行呢？如果人们找到了，最后又能怎么样呢?一个人只能承担那么点责任。如果试图让他承担更多责任，他会崩溃的；因此，为了自己免于崩溃，他拒绝承担超出其能力的责任。

使专制者担忧的是实际上的反抗，而不是缺乏被要求去完成专制政权之邪恶事物的少数人手。纳粹分子不得不估量的是，凶暴的行为会唤起共同体意识到它的道德传统的那个临界时刻。烧毁犹太会堂则是一件非同寻常之事，它隐秘地和几乎是危险地接近了可能唤起共同体的那个临界时刻。虽说不是一次渎神行为，但这毕竟是对有价物品的非法破坏，是对德国人财产，同样是对维持这项法律的权威之责任的公开冒犯。

我的纳粹朋友和一些非纳粹朋友却都相信这一点：“国王引发战争，人民征战而亡。”这些德国人是出色的士兵，他们只是缺乏俾斯麦指明他们（和所有德国人）缺少的东西，即“公民的勇气”，一种能够使人既不被统治也不统治别人而是能够自我统治的勇气。

教师们教授他们被告知要教授的东西，否则就得离职。而在第三帝国的最初几年，辞去一个公共职位意味着失业；后来，如果一个人有反纳粹的政治精力，那意味着会被送往集中营。“一旦假如纳粹党”，面包师韦德金德说，谁都不会说他曾向推出该组织，“你不会轻易退出的”。

由于米尔肯在垃圾债券市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他可以随意从德崇的客户手中以低价购买债券，而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这些债券的实际价值。然后米尔肯把债券卖给布斯基，稍微赚一点儿钱。接着，布斯基再把这些债券卖给德崇，最后又被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了该公司的客户。通过这种方式，米尔肯偿还了布斯基数百万美元，他自己也能从这种交易中获利。当然，德崇的客户就成了冤大头，替他埋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