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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中多处提到“景钟,垂则为钟,仰则为鼎”的语句。这句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146年,当时的南宋朝廷试图研究徽宗时期如何铸造出这些钟,于是有人引用了《乐记》中这句话。

韩忠彦……，他说“法无新旧，便民则为利；人无彼此，当材则可用”。

在哲宗朝廷之外的人看来，任职朝廷的官员可能像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派系，但只有在朝中圈内的人才清楚这种种的仇恨、嫉妒和彼此的个性冲突。没有哪两个人能一直处于同一战线，甚至连蔡卞和蔡京两兄弟也做不到。

曹组在科举考试中已经六次落第，但徽宗任命他担任一个文职，还会时不时交给他一些任务，有一次，徽宗命他在一天内写一首诗，结果他写得非常好，徽宗便赐他进士出身。

陈瓘承认，他不太了解政府财富的很多细节，因此提不出解决方案。但他暗示，有魄力的统治者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也不会过于压榨国内比较富裕的地区。

高居翰（JamesCahill）指出，徽宗坚持正确画出细节的这些故事说明，“在中国绘画史上，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将艺术真实性的标准认真向前推进的机会；文人批评家不求形似，他们的理论一旦占了上风，就会将准确再现的考虑降到次位”。

谏官和台官……作者自称具有道德合法性，而他们反对的那些人则被贴上自私、不道德、邪恶和谄媚等标签。他们很少考虑到品德高尚的人对形势的分析也可能会迥然不同，认定某项建议不明智则提出建议的人肯定也人格低劣；……在这些批评者看来，王安石和新政支持者未能很好地理解儒家的一个原则，即良政要依赖良吏而非良法。此外，激怒反对者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无法在不危及自己仕途的前提下表达对新政的批评意见。

徽宗对士流画家进行考试的总体想法是非常清晰的：绘画者应当以含蓄的、间接的方式进行创作，就像诗人创作诗歌那样。用艾朗诺（RonaldEgan）的话说，每次获得第一名的画师都是“将诗歌艺术长期以来最看重的理念转化融入绘画艺术之中：捕捉文字背后的意境”。

在评判学生时，如果学生“笔意简全，不模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就会被评为上等；中等学生“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象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最下等的学生“传模图绘，不失其真”。

徽宗对宫廷艺术家的作品非常严格，且极其挑剔，关于这一点有很多有趣的轶事。邓椿在书中就写了三个这样的小故事，其中之一是前文提到的徽宗曾经去龙德宫视察画师们的创作。据邓椿记载，徽宗只看到一幅满意的作品。他后来向一位侍从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重赏这幅画的作者:“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这个轶事对徽宗的描述有些炫耀的意味，显示徽宗在鉴赏绘画方面能力出众。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业技术提高了产量，城镇吸引大批乡村人口流向城市，粮食和木材越来越多地从国外进口，结果，对农地的需求减少了。边缘农地首先被弃，森林开始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