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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工人阶级背景和反学校倾向，由于缺乏集体的、以学校为据点生成的阶级文化形式，他们的工人阶级认同还是受到严重削弱。

我只是不想丢掉对情景化的人类创造力的关注，对“厚实”民族志的关注……对地方性和叙事的担忧不应该让我们抛弃厚实、彻底、细致、细节丰富、给人以美感的民族志，不应该试图以一个单一的描述框架囊括所有层次的决定因素。……把主体性或者体验上的亲密感的集中细节记录下来……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既是由构型力量和逐渐强化的权力所塑造的，也是由内部体验和非常地方化的实践带来的明显的生存能力所塑造的。

车间里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高度发达、具有威胁性的笑话也和反学校文化极为相似。

学校不只是教育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洞察的领地。当文化生产和洞察似乎在拯救世人时，我们就很难解开它们如何促成社会再生产这一谜团了。

我不觉得你现在可以把自己和这种生活割裂，去当个学徒好好干……只是维生

圈子让每个成员对生活中圈子文化对应的领域变得敏感起来。对于圈子外部的事件，在圈子内部有着新的解读和经验。成员们具有了双重能力，一方面领会外部的说法和目标，另一方面，圈子内部会有深一步的理解。这种进一步的阐述能力通常会被看成一种成熟的标志，显示他们开始“精于世故”，知道“事情来的时候该怎么处理”。这种能力让成员掌握知识，顺利的度过每一天。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本质就在于，各阶级已结构化并长期存在，即使是相对较高的个体流动比率，对于工人阶级的存在或地位也毫无影响。

他们认为所有工作都令人讨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工作的环境能够让他们表达自我，尤其是他们的男性气概，允许他们干活儿时能搞点从反学校文化里学来的消遣和“乐子”。这些需求与任何工作的性质都没有什么关系。

正是透过对男性气概这一矛盾复合体和性别与劳动分工的奇特整合的理解，我们才得以对早先概述的问题作出初步的解答：为什么在传统理解、认为界定和意识形态灌输中，人们毫不期待、最不能使人们产生满足感的工作（体力劳动）却被社会中一个重要群体自愿地，甚至是满怀热情地承担起来——至少，对该群体而言，这将是其青年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永远的陷阱。

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重要性并不在于技术或人本主义的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借由制度化的知识和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了再生产。一种表面上更民主的货币取代了资本，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仲裁员。

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我们不应当假设在职业、阶级结构中存在一条连续下滑的能力曲线，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文化形式衔接中显现的彻底断裂。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