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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法律完全不在乎政治和社会现实和后果之际，政治和社会就一定会完全不在乎法律。

我们无法了解一件被避免了的事，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确知那是件什么事，甚至那是“事”吗？相反“避免”这个词反倒是传达了某种本应发生的意味。

那些真正伟大的社会契约论者，其实都清晰意识到，国家的构成/宪制不是，不可能全是或只是一个契约。霍布斯这位社会契约说的创始人就明确指出国家构成方式有两种，首先是军事征服，其次才是社会契约。即便后者，他还一再强调，这个契约是个一旦订立就不容自行退出的契约。可以就此批评霍布斯专制集权。但这种批评不着边际——错在因为有人说美女如花，他就考察美女是不是花。霍布斯只是用契约做比喻，他从来没说国家就是个契约。

在皇帝之下，子继父业，一般每代皇帝会大约在位20年上下，甚至更久，这就令皇帝制比任期最长的定期民主选举制也更为稳定，这会为已进入体制内的绝大多数精英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制度期待。

在全国各地农户间，各种分配一定不一致，或不平等。但对于大国来说，“当地”的公平、公道更重要。就人性而言，每个人都更关心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否与自己身边的人“同等”，而不会与某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攀比。因为，再重复一遍，“就实践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

极简言之，中国历代宪制都要先创造一个哪怕松弱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始构建这个政治共同体；不像西方许多社会的历史，基本是以既有的社会共同体（如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或民族共同体（如英国和法国）为基础建立政治共同体，或是以已有的诸多政治共同体（美国殖民地或欧洲诸国）为基础来构建联邦化的更大政治共同体（美国和欧盟）。

中国的皇帝制其实是一种官僚政治的组织方式，在很多时候，就是韦伯讨论的理性的政治或法理型的统治，非常类似今天说的法治。

西周则大不相同。西周把土地和民众“分”给子、弟、功臣，又”建“立各诸侯国，各国也有等级区分。这都意味着，西周的政治治理已由部落社会的对人普遍管辖转向基于地域的普遍管辖。所有财富和权威的最终来源是周天子。

只恐远归来，绿成阴、青梅如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