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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幸产后身体恢复之后，像以前一样承包了所有的家务。她的丈夫过着天天桌上有热菜热饭，早上出门有人送，晚上回家有人等的生活，满足之情溢于言表。节假日里，他会元气满满地大喊一声：“为我们家做贡献喽！”然后，劲头十足地和孩子玩、帮美幸做家务。可美幸觉得“贡献”这个词，怎么听怎么刺耳。

最近，我没喝过一口热汤、没吃过一口热饭。吃饭的时候，给儿子喂一口，给女儿喂一口，就像老燕子，把食物衔回来喂到一只只小燕子嘴里。自己的事情总是排在第二、第三位。我都想不起来自己上次好好吃一顿饭是什么时候。

美幸在“刚满一岁、可爱得不得了”的孩子和热衷的工作之间左右摇摆、心绪复杂。在职的母亲和在职的父亲，有了孩子以后本应面对相同的生活，可育儿的重担却往往只压在母亲、压在女性身上。比如孩子发烧了，托儿所会自然而然地先给美幸打电话。为什么不优先联系孩子的父亲呢？做父亲的从没经历过突然接到托儿所电话时的恐慌。

很多职业女性生完孩子后，不再被公司重用，因为要照顾孩子，不得不缩短工作时间，收入自然也随之减少。面对这样的现实，大量曾在职场奋力拼搏的女性失去了对事业的热情。

志穗申请育儿缩短工作时间后，公司以她需要照顾孩子为由，不再让她参与重要项目。“真应该让男人像女人一样，边育儿边工作！”义愤填膺的志穗，不禁迁怒于丈夫：“为什么那么无能，还那么得意 ?!”

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让夫妻间的感情日益冷淡，愈离愈远，远到彼此间的距离无法测量。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天天积累，终有一天，妻子会在内心真真切切地希望丈夫去死。

一方面缺少“短时工作”“居家工作”等灵活的工作方式，同时经济不景气令精英员工也必须加倍拼搏，这些都是导致育儿女性找不到全职工作的原因。

我一直认为，不管怎样，到孩子成年为止，我都不能离婚。单亲家庭的孩子会受歧视，而且离婚在经济上、时间上也不现实。父母离婚，对孩子们的将来影响太大。不知是不是我丈夫怕自己真的会被扫地出门，他快 70 岁的时候，突然对我言听计从。

“和独裁的男人一起生活，渐渐会变得心如死灰。”信子说。不管说什么，都会被他抱怨，让他帮忙做一件事，他至少要过一个星期才付诸行动。这样的生活日积月累下来，当然“希望他快点死了”。

就日本而言，妻子希望丈夫去死的原因，深植于人们在面对家庭琐事、育儿烦恼时，呈现出的刻板性别角色观念中，而导致这种性别角色观念产生的一大因素是男女就业差异。

落花不返枝，破镜难重圆。这是一句形容事物一旦损坏，就再也无法恢复的谚语。记忆中的“这种时候，他这样说；那种时候，他那样做”，让妻子们再没有什么可以回心转意。

通常，遭遇过身体、心灵、思维、感受、精神灵性、文化，或上述所有方面的极端侵害的人，都已通过发展消极策略——通过从身体、情绪或记忆中解离，或通过自我伤害——保护了他们自己。对女性主义治疗师来说，上述所有基于保全生存能力的策略和挣扎就是一个人面对父权制而努力获得权力的证据。一个人感受到的痛苦并不应该被视为心理疾病，因为这恰恰证明了这个正在努力的人已经具有、积极地向有权力的个体看齐的能力。赋权的第一步就包括将痛苦重构为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