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只要我国国内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存在较大的效率差距，我国就只能通过这种“体外”资本循环方式支持国内经济增长。

为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政府对外汇制度实施了改革：一是实行外汇留成制度[插图]；二是将人民币汇率贬值。

为了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最大化，中国在适当时候有必要托起石油价格。

首先，国内民众缺乏相应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知识。美元不能用在国内，这笔百亿美元资金假如不用来贷给财务困难中的资源富集国，那么便只能躺在美元债券中，而无法用来支付国内贫困学生的学费或者为困难群众造房子。其次，国内群众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度非常高，建设和谐社会的确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最后，国内媒体在涉外援助问题上的报道就其政治意识和宣传技巧来看还存在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拥有丰富的铁路基层工作经验，对于高铁发展过程中的各个技术瓶颈都了如指掌。同时，他又有着非常强势的工作作风，直接主导了同外资设备采购和技术转让谈判的全过程。

我们可以将美国这个中央国家称为依靠信心生活的国家：依靠别人对它们巨大的实力优势和制度优越性的信任和信心，以及它们对这种信任与信心的坚定维护与巧妙使用。

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是无政府状态，而世界经济格局的基本特征是等级分明的“中央—外围”关系，两种格局之间的矛盾和差异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即世界经济问题中总是夹杂着大量的政治因素，诸如汇率问题、贸易保护争端、跨国资本流动、原料和能源的开发与运输，这些问题都很容易被政治化。

。最初的政策组合倾向于“进口替代”，而后逐步被“鼓励出口”所取代，最近的数年则将重点放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上来。

对中国的地位做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产业结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货币的国际化以及资本循环中的相对地位。

在一个越来越具备开放性的世界市场上，一国对资本和技术的最终流向很难实施长期控制。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力量源泉就在于它总是不遗余力地释放、激发并满足人的消费欲望

中右翼政党比起左翼政党更加厌恶通货膨胀，因为他们的政治根基是商人和投资人；而左翼政府的根基是劳工，所以更加关心失业率。前者倾向于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稳定而不太干涉汇率，后者则更愿意以贬值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

中国通过引资—出口—收汇的政策组合拳，迅速地积累了足够规模的外汇，克服了自身资本不足的缺陷。

及时而坚决的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造对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发展前景是多么重要。

要想摆脱这种落后的泥淖，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即在某个方面一下子获得足够充裕的增量资源，打破落后的循环，开启一个增长和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分工合作中，中国享有较有利的地位，因为作为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中国的抗波动能力要远远强于那些专门生产少数几类产品的国家。这种不对称性将是我们软权力的重要来源。

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归纳起来大概有三类：一是大力提倡实用主义，要求大家避免形而上的无休止争论，而是去看实际政策效果；二是使用一些替代性概念来减缓心理冲击，比如用商品经济来指代市场经济；三是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前往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念来重新构造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

当今世界的秩序是“等级制市场体系+平等主权间的无政府状态”

生命和财政资源的消耗对于维持美国对战略资源和战略地区的控制性地位而言是一种必要的运营成本，因而可以看做占据和维持体系中央地位的必要代价。

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援助理论——自利利人的审慎道德原则，四种援助责任的分类及其差别化要求。援助的不干涉主义，应当作为中国特色国际援助理论的基本构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