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神发怒，佛发愤，派我下山把法传。我不是邪白莲。一句咒语是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下八洞各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法哭连连。

......镇江海关官员的报告说明，鲁南，起码黄河北道（18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

义和团的故乡是山东，鲁西北的神拳，鲁西南的大刀会，山东人“好武、节俭和智慧”，但鲁西地区的环境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区，人口稠密，又特别易受天灾人祸，此地经济萧条，缺乏正统的儒士，秘密教会和武术团体容易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