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身权是一种绝对权，不因结婚而丧失这种人身权。配偶的同居权仅仅是一种请求权，不是一种实施权

只要没有肯定性、自愿给予的同意，那么就构成犯罪，换言之，如果没有肯定性同意，性行为本身的身体举动就可以解释为暴力。

刑罚是有代价的，它不能没有节制，刑法的补充性、谦抑性都要求刑罚只能惩罚那些最值得惩罚的行为。

英美国家在法定性侵犯罪适用的是一种相对的严格责任，被告人并非没有提出抗辩理由的可能。对于并非最严重等级的法定性侵犯罪，年龄上的认识错误仍是法定性侵犯罪重要的辩护理由。

为了防止被害人在法庭中受到二次伤害，提高性侵犯罪的报案率，法律应该抛弃被害人性史证据的可采性，基于被害人的性史证据而出现的认识错误不具有合理性，因此不能豁免被告人的罪责。

但归类性错误却是按照社会一般观念进行客观判断的，而不能只看行为人主观认识，即使行为人没有意识到某种事实的规范属性，但只要一般人具备这种认识，行为人就具有犯罪故意。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人们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选择自由，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要求女性反抗，将使得审判的重点从被告人的行为转向被害人行为，因此法院会考虑大量与案件没有关系的情况，比如说女性的品行、性史，这将使得女性在法庭中受到第二次伤害，将无助于报案率的提高

在进行性行为之前，行为人有义务了解对方的意愿，不要试图读懂女人的心，而要尊重她们说不的权利。在本质上有此能力合理行事之人如果没有这么做，那就违反了规范的要求，体现了对主流价值漠然的人格，因此要受到法律的责罚。

第一，将性侵犯罪规定为侵犯个人权利的犯罪。

性侵犯罪的法益也就开始实现了从风俗到性自治权的转变。

这并非典型的强奸，其中强制并不明显：眼神、让人感到轻微的窒息（这是女方的认为，而男方却认为这只是抚摸）、把一个成年女子的钥匙拿走能构成强制吗？

另一派观点则针锋相对，他们认为不能以被害人是否反抗作为认定不同意的标准。

这也是为什么1984年司法解释会明确指出，“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定强奸罪。”即使与被告人有过通奸历史，也可能成为强奸罪的被害人。因此，由于这种偏见而对被害人作出伤害的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虽然法律不能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但至少要在最低限度实现对基本人权的捍卫，对于落后的社会观念，法律不能过于纵容。

对于合理错误，一般应当坚持客观标准说，即以一般人在当时情况下的认识与判断能力来加以确定。除非行为人的认识与判断能力高于一般人，才可以采纳行为人的主观标准。

当被害人由于年龄、疾病、昏睡或者被酒精、毒品等麻醉而无法作有效同意之时，行为人与之发生性行为显然是把对方当成纯粹满足性欲的客体，其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处理性侵犯案件中，司法官员对于被害人存在普遍的怀疑，他们会考虑大量与案件没有关系的要素，比如被害人的品行、行为以及与被告人的交往状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性侵犯案的被害人不愿意报案，以及性侵犯案的低逮捕率、低起诉率以及低有罪判决率。因此，性侵犯是一种很容易逃避处罚的犯罪。

婚内无奸。在中国古代，婚内不可能存在性侵犯。由于妻子是丈夫的财产，因此她必须对丈夫的性要求言听计从。另外，结婚被认为是男女双方的家长达成的契约，根本不需要考虑新娘和新郎的意愿，因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妻子对丈夫性要求同意与否的法律问题

“不等于不”标准其实是对行为人施加的一种特殊义务，要求行为人尊重对方语言上拒绝权。如果行为人没有履行这种义务，比如错误地认为被害人语言上的拒绝是半推半就，那么他必须为这种错误认识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