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刑法理论推崇意志自由论，认为人们实施犯罪是基于意志自由，是自我选择的结果，犯罪人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刑罚并不仅仅是为了惩罚犯罪，还要发挥积极的威慑作用，防止他人走上犯罪道路。

人生本是希望与失望的综合体,失望是有限的,希望却是无限的。春夏秋冬,四季变迁,春有春的妩媚,夏有夏的热情,秋有秋的丰硕,冬有冬的肃穆,每人都有各自的季节,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特点,各有各的精彩,不要与他人比较,因为季节不同。“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本,演好自己的剧本,不自怜、不自夸,方能不负此生。

另外，人们之所以守法，更多是因社会习俗、道德规范的耳濡目染，不杀人、不盗窃、不奸淫，与其说是法律规定，还不如说是一种道德教化。

当下的力量不能承担我们渴望永恒的重负，所以厌倦是无法避免的。道德不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幸福，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配得上我们的幸福。在知道和做到之间有一个天然的鸿沟，人每天都在立志行善，但总是无法做到。

表达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合理延伸。然而，表达自由毕竟不同于思想自由，思想是绝对自由的，而言论等表达自由则是相对的。

让幸福感持续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感恩的心、谦卑的心接受一切成功与失败。

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让罗素不停地从事社会活动。但他爱人类,不爱具体的人。因为抽象的人类只是一种完美的概念,它总是可爱的,对概念的爱只需投入脑力,但对具体的人的爱则需投入真实的感情。每一个具体的人都不完美,都有可鄙之处。一个人越是陷入对抽象人类的爱,就越是厌恶真正具体的人。

人类一直都是观念的产物。一种崇高的观念可以将人类高举,一种卑下的观念则会降低人的尊严。

人是群居动物，没有谁希望自己孤独终老。特蕾莎修女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

所以有人说,当伸出一个手指指责他人,会有四个手指头对着自己。

在雷洋案中,涉案公安人员因雷洋涉嫌嫖娼进行执法,检方不起诉的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涉案公安人员“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开展执法活动”。

到了交管部门，我们道明事情经过，经办人员查了车辆违章记录后，发现仅有一次违章，居然认同我们的申辩，罚款免交，补交过桥费即可。我想，这种申辩肯定只能被采纳一次。

毋庸置疑，肯定性同意标准的提出反映了社会性观念的变化，它倡导一种更加开放的性观念：女性在想要性的时候，应该大胆地说出来，而不要“犹抱琵琶半遮面”。然而，这种性观念或多或少带有超前性。在当下中国，即使是夫妻间，女性也很少和丈夫谈论自己的性愿望，公开谈论性事还是一种道德禁忌。

那时，我只是一个学生，无权无势，但却做梦也没有想到有人向我下跪。

功利性读书让你只想成功，无法接受失败，但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真正成功，不是在于你取得多少辉煌，而是在挫折中你能不能勇敢的爬起来。那么多伟大的灵魂，他们也曾有跌倒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能跌倒？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很多知识分子不懂得如何去合作，只善于单打独斗，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没有出现世界性的大大师，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人过于骄傲。如果你真的想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的话，你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有限，必须与他人互相配合。

鹦鹉名叫“小米”，纯黄色，小巧秀丽，是一只非常普通的虎皮鹦鹉，并不值钱，也不会说话，生来就是做宠物的。

法律的训练让我对曾经的侠客梦至少有两点反思：首先，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有许多隐秘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因此个人对于正义的理解一定是片面的。凭借个体对正义的有限理解去“匡扶正义”很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其次，正常的社会并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有时善与善也会发生冲突。人的有限性很容易让我们在自己所看重的事情上附上不着边际的价值。就如每一次虐狗事件中的人虐狗后会发生“狗虐人”一一很多爱狗人士就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无

特蕾莎修女说：“我们以为贫穷就是饥饿、衣不蔽体和没有房屋，然而最大的贫穷却是不被需要、没有爱和不被关心。”

试想一下，如果这种精神被严格执行，只要存在卖淫嫖娼的意思，相互勾引、结识、讲价都可以作为卖淫嫖娼加以打击，警察的权力几乎没有边界。一个暧昧的眼神、一个冲动的电话、一个冒失的拥抱都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甚至熟人之间的性暧昧也完全可以卖淫嫖娼的嫌疑加以调查，各地警务人员不断泄露的“车震”视频正是明证。

我们用忙碌来对抗我们虚无的怠惰,虽然我们知道这只是自欺欺人,忙碌本身就是心死(心亡)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