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革命思路延续了两百年。在一本中国人写的历史书中，对于九月屠杀，我读到这样的记载：＂群众处死了许多监禁在巴黎的反革命分子。这个自发的革命恐怖手段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对于巩固革命的后方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就是读着这样的历史书长大的。被这样的历史观浇灌着，我是否还能指望自己并不成为一头狼？我又能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法国，从来就有两个君王：法兰西人民除了他们的国王，还有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君王；而前者，常常在心灵深处臣服在后者的脚下。这就是法国为什么是法国，巴黎为什么是巴黎的原因。

波旁王朝后世灾难的起源，并不是继业的王室后裔没有一只同样强有力的手臂。而是他们的祖先路易十四，堵住了所有宣泄压力的渠道，把一只底下还在加火的封闭压力罐，生生强塞他们手中。

得到时间的方法，是对占用了时间的事情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走了之是其中最干脆的一种

所谓广场，本身是一派空旷的地方。可是广场的尺度感是和它周边的环境有密切关系的。一块空地只是一块空地，当它的四周出现实体，把它围绕起来，它才成为广场。实体围绕的形式对广场的视觉效果有决定性的影响。周围的实体如何排列，决定了广场的形状。假如周围是建筑物，那么他们周围的疏密高度与广场的面积比例，决定了广场的空间尺度感觉，建筑物的立面造型和色彩，又决定了广场的性格。

这个卢克索方尖碑竖立在协和广场(PlacedelaConcorde)上。据说当年如何将它竖立起来，都有过对技术局限的突破性创举。直到真的站在它下面，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地孤陋寡闻。那种感觉，就像看过无数色彩失真的安格尔的印刷品，然后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突然遭遇《泉》的油画真迹，一瞬间就像被最原始的清纯醒酬灌顶；也就像看过了大大小小的只要折断手臂就算“维纳斯”的石膏像，然后站在卢浮宫“维纳斯”原作面前，才知道她为

思想的发展有一个过程，精神成果对社会产的影响往往是滞后的。路易王朝的国王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些看上去只为取悦他们而存在的艺术，使人们的心灵从粗野麻木变得多愁善感；在包含着艺术在内的文明进程中，人们开始能够细微地体验痛苦和美好，对于幸福的理解开始超出了一块黄油和面包；感性的体验开始交织理性的思考；人们的精神需求开始增长，自由、人道这样曾经和平民百姓无缘的字眼，逐渐成为一些人无法回避的思考内容，甚至成为一些人舍身追求的目

......得到时间的方法，是对占用了时间的事情扭过头去，眼不见为净。一走了之是其中最干脆的一种。

文明出现得太早的话，就像一个不足月的婴儿，他的生存可能几乎完全取决于生存环境。就像雅典人在那里发展文明，培育生长着民主制度的萌芽，临近的斯巴达，纪律严明，全民皆兵。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只浪漫的羊一样。

我们看看奥斯曼以外的大巴黎，就明白了。奥斯曼以外，是现代都市的造法。现代人已经失去对建筑精雕细琢的时间和耐心。许多现代建筑师更失去了为维护城市整体面貌而放弃凸显自己个性的历史责任感。所以，奥斯曼之外的现代大巴黎，是巴黎的一个粗糙外壳。它不是在原来巴黎的风格上延伸，而是匆匆在一个艺术精品的外面，套了一个现代箩筐。现代建筑师是最强调个人风格的，而水平却参差不齐。当这样一个群体一哄而上，效果可想而知。建筑师的个性作为一个

“革命”，在很长时期里，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中，是一个神圣的字眼。对于我们，就更是这样了。我们几乎是在渲染革命的气氛中长大的。从我们开始学习语言起，这个字眼，就和阳光、空气、美好、光明，等等一起，成为我们童年梦想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需要寻求解释，假如有问题，只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比如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能革命总还是好的，但是资产阶级革命，问题就是不彻底了。在长大一点，我们进了学校，就知道革命的严肃

教堂建筑的发展是中世纪文明进步的一个物质证据。

直到人们被无止境追求的高速逼得神情恍惚，才在大都市唤来怀旧的马车，在偶尔的享用中，抚慰至简在失速生活里飘摇无着的心灵

在读到这位学者“建筑零历史”的说法时，我突然领悟到，底层民众在长期的人类发展史中，他们经历的，不仅仅是“建筑零历史”这样的悲剧，他们同时经历的，也有在理性思维和精神文明进程中，同样“零历史”或者“短历史”的状态。这是过度美化底层民众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的根本原因。当他们长期处于悲惨的生活状态时，他们文明程度的不充分、缺乏理性的一面被压抑和掩盖，没有机会暴露和爆发。可是，假如在过度美化的同时，也将过度的权力交给他们，他们的

有时候，当我们看到自己目的的一段中国历史，已经在各种文人笔下面目全非的时候，就会想，是不是30年的时间沉淀还不够，是不是我们还要再经历70年的风雨淘洗。假如是这样的话，希望在我们的下一个70中，历史的真是素材能够被发掘和完整保存，而不是如已经过去的30年那样，往往是在做相反的事情。

美国1787年制宪会议以后，华盛顿给他远在法国的义子送去了一份拷贝。拉法耶特立即回信表示赞同，可是他在回信里也对美国宪法提出了批评，第一是里面缺少了权利法案的条款(权利法案是在1791年作为修正案加入宪法的)，第二是没有规定总统的任期限制。这两条批评都堪称先见之明。

正像托克维尔说过的那样，“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他开始改革的时刻。”

圣丹尼依然捧着他被砍下的头，忧郁的在那里等待，等待人们能够理解宗教中向善的真谛。那是宗教中属于金砂的部分，它永远不会被时光的流水冲走。

回顾历史的时候，假如我们永远以复杂的历史形势为借口，原谅我们在走向进步中的非理性，甚至把它理想化，拒绝从一个进步潮流中正面事件中，去剖析它实际包含的负面因素，不承认√的负面后果，那么，我们还是只能以继续支付更多的血，制造更多的废墟作为代价。

卢梭的“公意”的幻想是“美妙”的。公意是公众的意志，象征着多数人的自由。个人服从公意，失去自己个人自由的同时，却获得和大家一致的“自由”。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公意”终于和“人民”一样变得不可捉摸，而真真实实的个人自由，却在眼睁睁地迅速失去。失去自由的并不都是贵族，所有的人都以为，作为已经向国王和旧制度夺了权的“人民”的一分子，自己已经是国家的主人；共和了，就是“主权在民”了。可是，当他们从“主人”的梦中醒来，还原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