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每一个能够离开优渥的生活来到莫高窟的人，都怀着可贵的信念，也都战胜了那些世俗意义上的诱惑和欲望。对那些刚来敦煌研究院工作的年轻人，我一般不问他们的基本情况，因为基本情况我早就了解了。我问他们：“敦煌很苦吧？你来了之后受不受得了，你家里同不同意？”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一条是黄道，一条是白道，还有一条是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

他们克服了无房、无电、无自来水、无交通工具、经费拮据、缺少人手、孩子不能上学等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边保护，一边研究，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保护、研究、美术临摹等方面的业务方向，为敦煌石窟事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宿白先生总是说：“大浪淘沙，你不要看现在。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

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高府是救煌石席中的典型，也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政大天的石190前。位于今救雄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施的壁上，坐年西朝东，前临容泉河，遥对三危山。它创建于公元366年，连线常建十个世纪，4世纪停止开窟，经历从北凉到元十个朝代。勢体高0到50米不等，虐面上洞窟左右毗邻，密若蜂房，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四至五层，分为南、北两区。在1700多米长的端壁

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意思是说，君子的气质有三种变化：远望他的外表，很严肃；近距离接触他，很温和；听他说话，很严厉。樊锦诗就是那种达到大道似水、至柔至刚、刚柔并济的人。

这本书也不仅是樊锦诗个人的传记，书的内容涉及对几代敦煌人的回忆，这既是樊锦诗个人的奋斗史，也照应着敦煌研究院的发展史，是守望莫高窟的一份历史见证。

从北凉、北魏，到隋唐的山水、人物、建筑，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随着洞窟一个一个在我们面前敞开，我们忘记了疲惫，空气也好像变得温暖了。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

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有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向达、姜亮夫、王重民这些重量级的敦煌学学者，

现在敦煌研究院和日本方面合作的项目很多，我们也能合作得很好，有些日本学者确实非常热爱敦煌艺术，也为莫高窟的保护做了很多切实的贡献。但是我有时想起小时候的这些事情，还是觉得不能完全释怀。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华尔纳到莫高窟，在十天时间里，用涂有黏着剂的胶布片敷于壁画表层，剥离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等唐代洞窟的十余幅壁画，窃取第328窟唐代彩塑供养菩萨一身。

在段先生的倡导下，敦煌研究院从过去以敦煌艺术临摹为主，拓展到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石窟图像、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多领域的研究，形成了对敦煌石窟珍贵价值和丰富内涵深度解读的研究体系，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但是，应该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这样一个荒漠之地，继续走下去？常书鸿先生当年为了敦煌，从巴黎来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离散的惨痛代价。段文杰先生同样有着无法承受的伤痛。如今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我的身上，这也许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这样伤痛的人生，不是我樊锦诗一人经历过。凡是历史上为一大事而来的人，无人可以幸免。

一个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理性和良知，绝对不能乱跟风，今天刮东风就被东风吹着跑，明天刮西风就被西风吹着跑。

尽管莫高窟是个小地方，但是她对中华民族的意义很重大。我们都是历史的过客。我们这些人走了，莫高窟还会在。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有限，怎么能光盯着钱，光盯着自己的官位？怎么能干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事情？旅游和保护是永远的矛盾，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些人的想法呢？当遗产保护和当地的经济发展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如何确保未来莫高窟文物和周边环境不受改变，完整地传下去？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每

但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命运却安排我用它们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走过荒漠和戈壁，走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的道路，这一走就是五十多年。

“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与鼓，夏商周及晋文公。”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139

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