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咖啡和茶饮广告总是营造着舒缓、闲适、有格调的氛围，然而，在高级写字楼里，咖啡和茶饮只存在于白领们匆忙的脚步之间，功能在于提神，为一天的打工生活开启一个“清醒”的上午。

母亲跟我讲完她在厕所的遭遇，末了，不忘提醒我：“你在公司上厕所的时候，听到阿姨打扫卫生的动静，你一定要尽快出来，不要让阿姨等，等得很着急。”

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我和小满这样的白领，凭着一点知识和运气，暂时爬上了树，可以不用再整天为吃的发愁。但当我们从高一点的视角俯瞰，大地上到处都是为生计奔波的父辈和同龄人。如果从更高的视角看，我们的挣扎感受又何其相似，只是领域和程度略不相同而已。

妈妈，我提醒她，这里是深圳，每个人最终都要相忘于江湖。

这家不断摧毁又重建的店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生活的隐喻——一种在缝隙中求生存的生活。

“话说回来，人生的意义就是干活得干，挣钱得挣，玩也得玩，要开心一点，自己不要亏待自己，人生短暂几十年，千万别亏待自己。

厕所的隔间是高级写字楼里，唯一一个可以把自己关起来，只要锁得够紧，不会被外人突然闯入的地方。当一个社畜被老板骂一通，没有比洗手间更好让人平息的地方。真正的职场人，哭完，洗完脸，还是要继续回到工位工作。毕竟翘班是可能会被罚钱和开除的。有些电话和信息只适合在洗手间里回复。母亲无数次听到有人在洗手间里约见面时间，有人跟电话里的人小心介绍自己，似乎是为了换工作。

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我常常在雨夜，看到头顶花伞的环卫工在马路边移动，雨衣随风舞动，像有翅膀的精灵。

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态度，与他们所处的位置是紧密相关的。屁股经常决定了脑袋。

我安慰母亲，你姑且就将他对工人的残酷理解为他对生活不如意的发泄。他本能选择了挥刀向更弱的弱者，生活将他变成了一个“恶人”。

老张夫妻令母亲羡慕，他们在深圳靠卖垃圾月入过万，给儿子置了业买了房。

我如此爱买衣服，并且如此理直气壮，可能也是一种对匮乏的“复仇”。

我的母亲有一种独特的回忆时间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她的记忆以我、我弟弟、我父亲，以及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她虽擅于隐忍，但从来不是一个擅于讨好别人的人，且受不了被不公平对待。在她几十年的打工生涯里，有好几次都是跟管事的闹翻后愤而离职。现在年龄大了，脾气还柔和了一点。

那些因为不平等而激起的愤怒情绪，需要隐藏和否认，不能当场爆发，母亲不得不忍着满腔怒火。回到家中，母亲一股脑儿吐给了我们。否则，她要憋坏了。

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

“这些人就跟我的老姊妹一样。”对于每一个离开的保洁员同事，母亲得知后，都会主动跟他们拍一张合照。母亲能做的似乎只有这些，照片至少能证明他们在一起工作过。

面对投诉，母亲的态度是——做不成就不做了。

微信群的出现，让保洁员的工作变得更加即时性，且要求效率。母亲手机里的消息提示音总是响个不停，这也导致母亲的工作令人更加异化和工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