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这话自己先心疼上了，凤霞哪点比不上别人，就是不会说话。

“福贵，你慢点。”村里人叫我福贵，他也这么叫，也叫我外公。我指指自己割下的稻子说：“这是苦根割的。”他便高兴地笑起来，也指指自己割下的稻子说：“这是福贵割的。”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女人啊，性子上来了什么事都干，什么话都说。我不让她干活，她就觉得是在嫌弃她。

那天下午，有庆他们学校的校长，那是县长的女人，在医院里生孩子时出了很多血，一只脚都跨到阴间去了。学校的老师马上把五年级的学生集合到操场上，让他们去医院献血，那些孩子一听是给校长献血，一个个高兴得像是要过节了，一些男孩子当场卷起了袖管，他们一走出校门，我的有庆就脱下鞋子，拿在手里就往医院跑，有四五个男孩也跟着他跑去。我儿子第一个跑到医院，等别的学生全走到后，有庆排在第一位，他还得意地对老师说：“我是第一

后来的一个多月里，有庆死活不理我，我让他干什么他马上干什么，就是不和我说话。

“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

：去年今日此

凤霞他们的枕巾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床单上的字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二喜和凤霞每天都睡在毛主席的话上面。

“赌博全靠一双眼睛一双手，眼睛要练成爪子一样，手要练成泥鳅那样滑。”

做人不能忘记四条，话不要说错，床不要睡错，门槛不要踏错，口袋不要摸错。

我看到老人的脊背和牛背一样黝黑，两个进入垂暮的生命将那块古板的田地耕得哗哗翻动，犹如水面上掀起的波浪。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后来过了好多年，村里别的姑娘出嫁时，他们还都会说凤霞出嫁时最气派。

有庆点点头，有庆是长大了，他比过去懂事多了。要是早上几年，他准得又哭又闹。我们从羊棚里走出来时，有庆拉了拉我的衣服，可怜巴巴地说：“爹，你别把它卖给宰羊的好吗？”

炊烟在农舍的屋顶袅袅升起，在霞光四射的空中分散后消隐了。女人吆喝孩子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男人挑着粪桶从我跟前走过，扁担吱呀吱呀一路响了过去。慢慢地，田野趋向了宁静，四周出现了模糊。

人只要想吃东西，那就没事了。

写作和人生其实一模一样，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迷路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认定的道路寻找方向，也许我们是对的，也许我们错了，或许有时候对了，有时候错了。在中国人所说的盖棺论定之前，在古罗马所说的出生之前和死去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在前面的时间里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要埋有庆了，我又舍不得。我坐在爹娘的坟前，把儿子抱着不肯松手，我让他的脸贴在我脖子上，有庆的脸像是冻坏了，冷冰冰地压在我脖子上。夜里的风把头顶的树叶吹得哗啦哗啦响，有庆的身体也被露水打湿了。我一遍遍想着他中午上学时跑去的情形，书包在他背后一甩一甩的。想到有庆再不会说话，再不会拿着鞋子跑去，我心里是一阵阵酸疼，疼得我都哭不出来。

苦根是个好孩子，到他完全醒了，看我挑着担子太沉，老是停住歇一会，他就从两只箩筐里拿出两棵菜抱到胸前，走到我前面，还时时回过头来问我：“轻些了吗？”我心里高兴啊，就说：“轻多啦。”

“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