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以全体女性回归公共产业领域为首要前提条件。

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再生产有以下三种不同的含义。（1）生产机制自身的再生产；（2）劳动力的再生产；（3）人类生物学上的再生产。

资本中仅存在“有偿劳动”与“无偿劳动”的区别。不，这种说法也不正确。提出“无偿劳动”概念的是女权主义者，对资本而言只有“有偿劳动”才是“劳动”。对资本而言只存在“劳动”和除此以外的事物。因此，就资本而言，家务劳动不是劳动。只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家务劳动也是劳动。

因为“父权制下的性别分工（以及其中出现的女性劳动的贬值）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就已经产生了”[Walby,1986:85]，所以我们甚至可以将资本主义视为父权制的近代形态。

然而，资本和信息跨越了国境。随着柏林墙在眼前倒塌，我越来越坚信资本主义存在着局限。国家和家庭都在资本主义的外部。也就是说，总资本并不等同于国家，在“国民国家”这一历史的某一时期之中，它与产业资本主义调停所达成的国家形态已变得与资本格格不入，并且它们开始发生冲突，而这才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正是这种冲突的存在，反而让我们知道了国家与资本原本就并不一定是和谐存在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促进这一领域的讨论和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不是为了生活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活。

公和私的分离，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

至今在许多梦想着“婚后成为家庭主妇”的女孩心中仍回响着成为家庭主妇意味着阶级晋升的近代初期的余音。因为对她们而言，男人通过教育这个阶级晋升的阶梯可以从自己的原生阶级向上攀升，而自己只能通过结婚这唯一的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所属阶级。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一边更新连载，一边每个月坚持写30至40页的理论性论文。这样的生活远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

M字形低谷与女性进入劳动市场，二者息息相关，工作和育儿的对立证明了资本主义下的生产劳动其实是无法与再生产劳动并存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可能并存着公共化选项、市场化选项以及亚洲型解决方式。

仿佛比起家庭的现实，人们更希望保留家庭的深化。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不仅有权力统治，还存在着赤裸裸的暴力。当“整合”家庭的不是爱而是专制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正因为指出家庭中存在统治和压迫这一现实，才被扣上“瓦解家庭”的罪名。

劳动带来的“生产”和“消费”的分离是市场的产物。“市场”不存在的地方，其区别是不存在的。

在沃尔拜看来，过去的激进女权主义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二元对立经过理论的磨合已经有些交错融合了。

弗洛伊德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旨在反抗压迫争取解放，而弗洛伊德理论则重在适应压抑——精神分析医生将此称为“治疗”。诚然，弗洛伊德的理论解析了家庭是一种压抑结构。但是，如果有被压迫者意欲从压迫中寻求解放而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病症的话，精神分析医生则会称她们为“患者”，致力于先将其从压抑结构中救出，而后以“治疗”为名使其再次适应压抑。

卢梭的《新爱洛伊丝》出版之际，这种恋爱小说对于当时的法国社会而言是巨大的丑闻。这也是因为婚前自由恋爱、婚后贞节的“近代式”卢梭的恋爱结婚观念与当时的性风俗，即婚前的纯洁、婚后的通奸（乃至于在法国，结婚曾经对于女性而言都意味着拥有情夫的资格，对男性而言结婚则意味着让奸夫睡自己妻子，他们变成了戴绿帽子的丈夫）完全对立。

出乎意料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男女性别分工是男性和女性基于身体差异的“自然”分工。他没把阶级对立、“精神劳动”和“肉体劳动”的“分工”看作是“自然”的分工，却将性别分工看作为“自然”的分工，并对其置之不理。“性别”是太过明显的阶级对立，以至于容易被忽略。将某种事态看作“自然”，就是对其置之不理。马克思和与他同时代的人一起共享了“自然”的女性观。

性的占有，不只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同样是拥有物质基础的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