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中见证了“无法沟通”的现象。

他的冷静思考使他对善与恶、正与邪、加害与受害等等的绝然区分抱有怀疑。他要告诉读者的是，用黑白二分看世界的方法是危险的。在极端的处境下，人性变得模糊，人的行为也失去了可辨的轮廓，绝大多数人并不要么是魔鬼般的害人精，要么是圣徒般的受害人。无论是道德或行为，人都生活在一个黑白不明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了暧昧与矛盾的灰色地带。

似乎他在世时所具备的道德模糊性也延伸到了他的死亡

就像被神经学家研究的一只狗，根据一种条件反射去画圆，再根据另一种反射去画方，而当这个方形变得失去楞角，并开始像一个圆的时候，这只狗的神经就被阻滞，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

尽管违背了所有的逻辑性，但怜悯和残酷能在同一个时刻共存于同一个人。而且，怜悯本身也不具备逻辑性。我们所感到的同情和与之对应的痛苦并没有比例关系。

不幸的是，在我们中仍然有许多人拒绝相信德国人真的对犹太人实施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罪恶。

一天黄昏，完成工作后，在列队走过波兰的泥浆地时，他试着再次回忆荷尔德林的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曾令他颇为感动，但他这次并没有成功：那些诗句就在那，在他的耳边回响，但它们再也无法让他感动。

羞耻心的消失对囚犯能起到保护作用，使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变得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完全不用，也不再受文明社会伦理的约束。

在当时德国罪恶体制下有着如此众多的实际执行者，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正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纳粹的罪恶，而由于他们是德国人，并不会因此遭受折磨。

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告诉但丁：“最大的悲哀/是在悲惨时/回忆幸福的时光。”

因此，被送走的囚犯可以通过空车返回的车厢隐藏一些信件，从而传递消息，从那时起，人们至少有可能为乘车离开的囚犯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还有一个桶用于排泄。

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或被权威所赋予，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或依靠功勋、集体的团结、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作为群体动物，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

几乎毫无例外的，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我们总是先想到一列列车，标志着前往未知的远方，这不仅是因为时间顺序，也是因为毫无必要的残忍。

在当时当地，它们有着巨大的价值。它们让我有可能重建与过去的联系，从遗忘中拯救我的过去，并强化自我认识。它们让我相信，我的头脑，尽管被必要的日常事务所篡取，却并没有停止思考。它们提高我和我的对话者的眼界。它们让我的灵魂得以喘息，虽短暂却使我不至于陷入麻木，事实上，使我获得精神上的解放，并与众不同：总之，让我找到了自我。

历史的过程，如大浪淘沙，水到渠成，仅仅几十年的岁月，便让历史事件的明暗透视渐渐分明。

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

我建议将这个概念扩展至所有将自身教育超越日常工作的人，他们有着活生生的文化，因为他们的文化能够努力去自我更新、自我扩展、自我提高；以及那些面对任何知识分支都不会无动于衷或烦恼生气的人，即使他显然无法学习所有的知识。

“压迫必然引起人类道德模糊性”

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

我们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永远无法忘记的那份经历，对新一代西方人来说并不相干，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断层也日趋严重。……８０年代的年轻人被当今不同的、紧迫的社会问题所包围：核威胁、失业、资源耗竭、人口爆炸，他们必须调整自我以适应疯狂而频繁的技术革新。这个世界的结构已经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在最后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两个大国政府所基于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们的可信度和光彩。怀疑的一代正站在步入成年的门槛上，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