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在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对于蒋介石和希特勒来说，巩固权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则，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银行家还是工人，只要能为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们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势变化，翻脸比翻书还快。

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

控制货币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控制货币的发行和分配，就是为了控制财富、资源和全人类。

任何一个政权，如果想要有组织地运转国家机器，都需要钱。没有钱就无法调动各种资源，也无法进行战争。巴黎公社就是一个血的教训。

货币本位、中央银行、金融网络、交易市场、金融机构与清算中心共同构成了金融高边疆的战略体系。

而陈云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提出了“大计划，小自由”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既强调政府调控，又注意自由市场。

中国的情况比较独特，西方殖民者来到中国的时间太晚，而中国相对强大，殖民者无法在短时间内彻底垂直统治中国，所以必须依赖一个中间阶级来代行控制，这个阶级就是官僚与买办阶级。

白银不断流向东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严重失衡。

票号的主要业务是远程汇兑

内外战争迫使清政府向列强大量负债，抵押了关税、盐税、厘税等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并丧失了中央银行这一金融制高点，致使贸易的定价权，铁路、航运、纺织、钢铁等洋务运动的自主权，“海防”“塞防”等军事行动的融资权相继失守，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化的悲惨境地。

人民币走出国门的前提条件就是：放得出、收得回、看得见、管得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法币彻底倒向英美正是一个重要原因！

是什么导致了负债过度呢？归根结底是财富创造力的下降和维系帝国存在的成本的上升。

压缩汇票期限等于收缩了信用规模，提高了买家的资金和信用门槛，其效果相当于拒绝了很多客户。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所谓外汇占款，说白了，就是以美元为抵押发行人民币，再经过银行系统的放大效应，在中国流通的70万亿元人民币中，绝大部分的“发行储备”，实际上是美元资产。现在的困境就在于，人民币已经基本被“美元化”了。

银在水中能形成微量银离子吸附细菌，破坏其赖以生存的酶，从而使细菌很快死亡。据研究，银离子能在数分钟内杀死650多种细菌，是普通抗生素功效的113倍，且无任何抗药性。

制止货币战争的唯一手段就是让挑起战争的一方确信发动战争的成本高于战争的收益。

日本官员如松方正义，千方百计地帮助出口商夺回定价权，而大清官僚似李鸿章，则处心积虑、落井下石，想要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金融巨头，而大清则盛产像洞庭席家这样挟洋自重的金融洋买办；横滨正金银行是日本进军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场则是汇丰控制中国的殖民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