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种后现代的日子，就要活在一种无视之中，无视现代性的教益，尤其是卡夫卡的教益：希望的前提条件就在于，所希望的东西是无法抵达的。活出后现代的生命，就是要活在一种真理之中：其实，唯一比未能实现希望还要糟糕的事情，就是实现希望。

实际上，购买高保真音响或洗碗机之类的东西，算不上摆脱困境。资本主义的物品消费并不能买来自由。恰恰相反，那些东西属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此而言，消费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更深地陷入囚笼。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白，资产阶级有能力将神圣的东西变为凡俗，让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他们也知道，对曾经被视为自然的东西的这种解构，正是当下的界限的来源。而知悉了现代种种制度安排其实并非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却有可能只是虚幻的城堡，也就预见了有朝一日它们可能都会被超越。因为我们是靠着自己的努力才到了今天这副样子，所以我们还能自己摆脱这种状况。

或许这是所有居处在后现代主义下的人可以说的伦理律令：“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注意发掘被边缘化的人们——亦即我们仍然本能地归诸’他们‘而非’我们‘的那些人。我们应该设法留意我们和他们的共同点。”但是，后现代境况在社会学角度上的压力与趋势似乎意味着，“我们”并不会注意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毕竟，“我们”不再真的知晓“我们”是谁。就连“我”是否知晓“我”是谁，也很可怀疑。这也是偶然性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