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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大规模的农民上楼运动的社会风险和地方治理风险。失去宅基地的农民，住进楼房，生活成本大大增加。难以维持过去的小农精打细算式的生活。一旦就业面临困难，难免会产生一定的社会稳定问题。同时原有的村落共同体的地方自治能力减弱，多村混居、“人户分离”带来了极强的离心力，也造成了基层社会管理压力增加。村民和基层社会对地方政府的依赖性加强，存在一种由“悬浮型政权”向“保姆型政府”转变的趋势[38]。政府负担迅速增加，面临严峻的地方治理风险。而地方政府在此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经验。

首次“地票”竞卖会的火爆让成都市政府尝到了甜头。然而，2010年12月24日，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张婉丽等7人调研组抵达成都，就当地“地票”交易及农村土地整治情况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问询，将“建设用地指标”竞卖的“旺火”给浇灭了

并非直接进行城市建设，而是要为城市建设进行融资。也就是说，政府注入公司的土地出让金并非直接用来进行开发建设，而是用来作为资本金，获取银行贷款。这些政府性公司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是连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关键机构。

从中央—地方关系上来看，土地的最终垄断权向上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自中央而至地方实行严格的层层下达的用地指标控制。中央政府通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对地方各级政府的建设用地总量实行控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发展的工业化热情逐步被城镇化所取代，以土地、财政、金融三位一体为典型发展模式盛行全国，土地和资金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

增减挂钩的根本意义在于：开辟了一个独立于每年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严控体系以外的指标来源，为城镇发展提供“不占指标”的“计划外”土地资源，且规模逐年增加（如图5—3所示）。

80年代中期以来的财政包干制实际上就是中央对地方的分权体制，这种体制对中国地方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其基本的作用机制就是基于财政分权的区域竞争[1]。

这可以解释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工业化滞后的城市化、没有人口大量集中的城市化，但是高速发展的土地城市化现象。

凡参加成都市自2010年8月1日后发布公告的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竞买的申请人，必须持相应面积的《建设用地指标证书》或建设用地指标保证金收款凭证方可报名参与竞买

项目的具体运作机制，指的是：“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以下简称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