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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在社会和心理上都是通过女性来获得复原，但女性的复原多是依赖她们自己（甚或根本没有）”

通俗作者总被指斥将复杂的道德问题简单化，因为他们总是通过极度简化的好人和纯粹的恶棍这两种角色的冲突来表现这些问题。

一旦情节发展太过接近于日常生活中的部分境况、问题和情绪，浪漫小说的逃避作用就不复存在了。

这门学科能为我们带来的，已不再是对于“艺术”的思辨游戏，而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实证考察，它不再满足于高蹈于上的、无从证伪的主观猜想，而是要求脚踏实地的、持之有故的客观知识。

阅读浪漫小说让这类女性拥有了自己的时间和隐私，即便这会透露出与她们处境有关的推断性结论：在这个父系家庭中，由于无人被委以关心她们的责任，她们因此干到了身体上的疲顿和情感上的空虚。鉴于史密斯顿的女性一再地特别提及这样的代价，因此，我几乎不可能忽略她们以同样强烈的执着表达出的另一个观点：阅读浪漫小说让她们生发了希望，为她们提供了情感上的补给，而且还催生了一种由衷的幸福感。

我在总体方向上转向了心理分析学理论，同时尤其关注经南希·乔德罗的女权主义修订后的弗洛伊德学说。在本文的语境下，她的论著显得切近得当，因为它着重聚焦的正是如下现状：由女性承担抚育任务这一社会现实让女孩子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需求，即渴望一种最初是与其主要养育人（她的母亲）有关的关爱方式。我想要说明的是，事实上史密斯顿的女性显然都强烈地渴望被呵护和关爱，虽然她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婚姻很幸福（对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是在日常

在考察这些受访女性的阅读历史时，我渐渐地认识到，对于她们中的很多人而言，阅读浪漫小说只是她们在早年时就已经形成的休闲活动模式的一种变种。

这个特性显然证明了阅读浪漫小说的主要功能就是一种疗愈性的释放以及代入愉悦感（vicariouspleasure）的提供，但这些女性更愿意接受这两种措辞而非她们第一次的自然反应，这一事实又显示了这些女性对于阅读浪漫小说的价值和合宜性（propriety）怀着复杂的情绪。[162]

由此就引出了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为什么读者会认为寻求这种特殊的间接体验是非常重要而且大有裨益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或许就是比较一下浪漫小说中的优劣作品。当被问及她们是如何评判一个特定文本的优劣时，史密斯顿的女性既提及了促使她们阅读的那种缺失感（deprivation），也谈到了在阅读过程中得以平息和控制的各种恐惧。

我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阅读浪漫小说》才和霍布森的《十字路口》及其研究家庭主妇的著作以及麦克罗比关于劳工阶层的女孩的论著存在着特别的关联。事实上，所有对这些研究做出贡献的女性在方式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都会使用传统的女性形式（femaleforms）来应对那个对她们施加压迫的环境特征，从而对抗她们身为女性的处境。在麦克罗比的研究中，那些青春期的女孩便巧妙地利用女性文化（cultureoffemininit